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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同事，怕给人家惹麻烦，只要能探到一点实底就走人，可是这样回去不是白跑一趟吗？到底有没有文件，右派问题是不是有所松动，这是个关键问题，是必须想法弄清楚的，现在看来是非找熟人不可了。

他设法给省委的一个熟人打了电话。电话里的声音：“你是谁？你找谁呀？”“我是白刚，找兆通同志。”电话里大声喊叫着：“兆通，有人找你！”当啷一声，显然是把话筒放在一边，等待来人说话。接着便有说话声，但是离话筒远，听不清了。“喂！喂！”刚才接电话的人又来了。在白刚答应以后，里边的人说：“兆通不在呀！出门了。”白刚急忙说：“什么时候能回来呀？”电话里说：“十几天吧！”

突然电话里没有了声音，白刚还举着话筒“喂！喂！”地喊叫，里面仍然没有回声，这时他才意识到对方把电话撂了。他像挨了一闷棍，愣了好一会儿，才把话筒慢慢地放下。长期不和电话打交道，他已经变得迟钝了，回想刚才的这一切他觉得自己太傻了。你还喂喂什么？你还问人家什么时候回来，刚接电话时那人不是喊叫兆通了吗？接着又有人说话，可见他是在家的，只是一听来人的姓名不想接电话而已。你还以为你是谁呢！以为是相处多年的老同志老朋友，总可以谈谈心里话，摸个实底。实际你已经臭不可闻了，没人敢沾你。省里还有一些熟人，都是厅处级领导人，他也不准备再找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6（3）

从省委传达室出来，灰心丧气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倘佯，整理着自己的思绪。从几次碰壁看好像气候没有变化，仍然是寒冬啊！可是他又不甘心就这样回去，这时他把在省城的熟人一个个的像过电影似的都过了一遍，决定去找叶珠，一位女同志，他们夫妻俩都在报社。

省城刚刚解放时，他们还在中学读书。那时白刚做青年工作，主要是分管学校，在学校行政上有兼职，而且还讲政治课，他们都是他的学生，建立青年团时白刚介绍他俩第一批入团。不久叶珠调到了省里，一直和白刚在一起工作。“肃反”和“反右”批斗白刚时，叶珠都参加了，白刚清楚地记得，即便在斗争达到沸腾的程度时，几乎每个人都发言，但是有两个长期和他一起工作的女同志没有发言，一个是于锦，她不在这里，还有一个就是叶珠。

从她们忧郁的眼神中，心中似有无限的同情。别看只是不说话，在那样的气氛中，一向关系又比较好，不说话要担很大的风险。宁愿担风险也不随声附和趋炎附势，是要有足够的勇气的。那个时候还有那份勇气，现在终究形势缓和一些了，还能够把我拒之门外吗？可是世事沧桑，经过二十年的动荡，现在怎么样也很难说了。不过饱经世态炎凉的白刚，早已不怕吃闭门羹了。剧烈动荡把人折腾了几个死的二十年啊，这些多年相处的青年时代的朋友们都怎么样了呢？不求他们能帮什么忙，见面说说话也好啊！他终于敲响了叶珠家的门。

开门的正是叶珠：“呀！是你？”一脸惊诧，美丽而又略带忧郁的大眼睛注视着白刚，见他面容疲惫，风尘仆仆，立即涌出了两行热泪，愣了一会儿马上破涕为笑，愉快地说：“你怎么来啦？快进来吧！”

看到对方的激动和热情，白刚心里踏实了，接着便非常感动，眼睛也有些潮湿了：“来看看你们，我想念老同志们哪！”他握住对方伸过来的手，笑了笑，但笑得那么苦涩，那么艰难。他恨不得大哭一场啊！二十年，他还是第一次看到青年时代朋友的笑脸。白刚问了问对方的情况，说了说自己这些年的生活，谈了这次出来的目的。但对方对文件的事一无所知，而且说省里在右派问题上也毫无动静，知道探听不到什么消息，白刚便想走。

“哪能这么快就走呢？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做饭去。今天这么晚了，你还上哪儿去？就住在家里吧！”叶珠说得十分诚恳。白刚十分感动，但是他却拒绝了：“不了，我想赶紧去车站，有车就去北京。”叶珠说：“这事儿急不得，哪就在乎这一天两天了，这么多年不见，既来了就在这里玩两天，也看看老同志们！”

这几句话说得白刚心里热乎乎，多少年了没有人拿他当同志当朋友相待，今天终究遇见了还理解他的人。可是对方越热情，他就越觉得不能留下，惟恐给人家带来不幸。而且他看了看这里是个独单，除了很小的厨房厕所，只有一间屋，即便能另找个地方也一定很为难。人家再理解自己也是打了金印的“坏人”哪！万一连累了人家于心何忍？便说：“不给你们添麻烦了，能见面谈谈我就很高兴。这些年我也摔打出来了，到处为家，有车坐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