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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刚在接待站住了几天听到了许多奇闻怪事。以前他觉得自己就够惨的了，已经是莫大的冤枉，莫大的不幸。看到了许多人更悲惨的遭遇，听到了许多更加骇人听闻的冤案以后，他觉得自己和许多人的冤枉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以前他觉得自己被人无中生有地制造组织集团，篡党夺权等等的罪状太离奇了，谁想到还有那么多案件更离奇，更荒唐。

不久中组部告诉白刚，他的问题和省里联系好了，让他回去等待解决问题。说也许你要等待一个时期，但一定会解决的。白刚喜出望外，眼前一片曙光。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7（1）

形势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下半年，报纸上连续发表评论、社论，催促加快解决右派改正问题。1979年初这类文章更是连篇累牍。文章说，划错多少就改正多少，绝不应划框框、定调子和按什么比例。对那些受冤枉二十多年的同志，要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一定要珍惜每一分钟的时间，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做好。现在离春节不远了，能在春节前解决的，就不要拖到节后，让那些背着沉重包袱多年的同志，愉快地过个春节吧！

这是多么真挚的感情和令人兴奋的话呀！听了都让人高兴。可是白刚听了这些话只是增加了他躁动不安，本省不仅按兵不动，甚至连点进展的消息也没有。1978年，他等待。1979年初，全国许多右派已经改正，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机关右派改正的消息，他仍然等待。这期间他几次给原机关打电话都问不出一点情况，最好的情况是说正在复查，你等着吧！看到报纸上说得那么果断，春节前没解决，春节后该解决了，他又打电话，问是否能解决。

奇怪的是接电话的人竟什么话也不说，不管你说多少你问什么，他只是嗯嗯地应付，打十分钟的电话，对方只有一个字：嗯。对方是在故意折磨他，你有钱打长途？好！你打吧！我一分钟一分钟地拖着你，看你有多少钱？白刚十分气愤也十分奇怪，这种人对中央政策怎么会是这种态度？对受冤枉多年的同志不仅没有一点同情，竟然是这样一种狠毒心肠。他气得把电话一摔，撂了，决定再去中组部告状。

白刚正要出发去北京，原单位突然来了两个人，找他谈落实政策问题。白刚见到来人非常高兴，便开门，让二位到屋里坐。虽然地震已经过去四年了，他们住的还是地震棚，来人一看这房子这么低矮窄小，进门还得低头猫腰，便说：“时间不长，就在院里说吧！”来人便在北风怒吼中对他们两口子简单宣布：“你们的问题已于1979年1月9日经领导批准给予改正，恢复原来的工资级别，恢复党籍。你们应该感谢领导对你们的关怀”

什么？原来是春节前一个多月就解决了，离现在已经两个月了，白刚听了以后非常不满，没等对方说完便打断了他，生气地说：“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

“工作忙，没有工夫。腾不出时间来通知你们！”白刚说：“春节后我打电话询问过，为什么不告诉一声？”来人说：“是吗？我们不知道啊！”白刚说：“接电话的××，也是分管这个工作的呀！”

“那可能是他一时很忙顾不上说吧？”白刚大声地抗议说：“不！我和他通话十几分钟，问他什么他都是嗯嗯地应付，一句话也不回答，他哪里是忙？纯粹是故意折磨人，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受冤枉二十多年的人呢？”

一直和白刚对话的人一时语塞，另一个人解围说：“这个问题是早已解决了，可是也要等领导决定什么时间通知才能说话呀！”

白刚一想是啊！关键在领导，这些具体办事的哪能做主啊！便又提出了他们的工作问题。来人好像有些惊奇：“工作？还要什么工作？你们不是已经有了工作吗？”

是的，此前县里按中央精神给摘帽右派安排过工作。白刚分在县文化馆。白刚听了来人的话更是惊奇，心里说你们领导还没睡醒吧？建国以前我就是科长，就是二十多年没提级，工资级别比现在的县长还高，平反了还让我在县文化馆吗？白刚虽然生气，却没有把这话说出来。但是指了指身后的小平房：“你看，我们一家人就一直住在这样的地方，改正以后还让我们在这里吗？中央文件不是说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吗？”

“你们的档案已交到县里，原单位和你们就没有关系了。领导决定，你们这类人不准回城市，只能就地安排。”来人说得理直气壮。他们眼里好像“你们这类人”虽然平反了，仍然是“等外干部”，哪有什么权利提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