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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映入了夏中天的眼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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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民吃了一碗烩菜泡馍，吃得满头大汗，顿时有了精神。他走出饭馆，松了松腰带，从文件包里拿出十年前他的政协委员证，装进上衣口袋。现在他决心要闯一闯省委办公楼。

昨天，他从捡破烂的那群村民的住处出来，就直接到了老书记周正超那里，想打听一下中央督办组的行踪。周正超在金岛任过职，又当过沧海市的市委书记，现在是省人大副主任，他家成了耿民进省城的落脚之地。耿民拎着半袋子红薯敲开周家的大门，老太太热情地招待了他，说不巧老周视察去了，接下去帮着耿民跟省政法委打电话，得知督办组的同志到了外地，很晚才能返回。耿民心里有了底，就辞谢了老太太的挽留，自己跑到车站附近的小旅社睡了一宿，天一亮就踅到了省委附近。

省委的大门煌煌大气，正是上班的点儿，一辆辆黑色轿车缓缓而入。耿民心里有些发怵，因为他看到大门一边的信访接待室，已经阻拦不少上访人员，有站着的，坐着的，蹲着的，还有半躺着的残疾人。几个工作人员正招呼他们走进屋里去。

细看这些人他大都认识，个别还有被称作“缠访户”的。有不少人来自下边的县乡，多是反映基层办案不公，或者干部作风恶劣的问题。他们往往会无休止地哭诉，一遍又一遍地叙述着冤情，并且始终坚信，越到上面就越有青天大老爷，能帮助他们伸冤解困。对一些基层干部他们总是信不过的，指名道姓地谩骂，发泄着他们的愤懑和不平。慢慢的这些人中间便出现了掮客，有的是因为多次重访熟谙法律条文，可以不假思索地给人提出极为老到的司法建议；有的专门提供各类信息，只要交付些费用，人们就可以在这里得到省领导和公检法三长的精确住址。当然，这是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才打探到的，为了摸清一个官员的住址，他们甚至采取雇人接力的办法，从省委大院跟踪车辆，在必经之路的巷口处安插眼线，然后特工似的逐巷口地接替跟进，直到看着领导在院门下车，这也是能够直接跪见首长，或者能获得他们亲笔批示的绝好机会。

耿民和一般的上访者不同，这不仅在于他出众的辩才，更在于几十年风风雨雨积累起来的上访经验。凭着这些，他知道该什么时候找和怎么找，更知道该找谁，用什么说法。用时髦的说法，他就属于乡间的那种民意代表。他今天穿戴整齐，还戴了一顶时兴的瓜秧帽，帽檐低低地压在额头上，左上衣口袋内插着一支价格不菲的钢笔。他夹着包，挺膛凸肚向大门里走，但哨兵还是扬起了一只手，示意老爷子到门口接待室登记。耿民微笑解释，说已经和领导约好了，哨兵年轻，一脸严肃，根本无法通融，喝令他退在一边，给身后的汽车让道。

猛然，他和门口一个穿便服的小伙子打了个照面，觉得很是眼熟。原来是他去年开省人大会时打过交道的一个武警班长、沧海老乡。

“耿大爷，你又来干什么来了？”小伙子关切地问。

“上回我来反映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根子还在黑恶势力，我有重要情况向中央来的督办组反映。你是流动哨，肯定知道省政法委的领导今天到了哪里。”

“省委的客人一般安排在人民大厦，你可以到那里问一问。”

人民大厦距省委不远，十分钟不到，他已经走了进去。正在用吸尘器打扫卫生的女服务员谦和地向他问道：“你是参加会的吧？”耿民微微点头，“他们在几楼？”

“可能在407房。”

他走向407房门，决计敲门，却无人应答。耿民明白，不是参会的人员，里边是不会给开门的。他想了想，便从文件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把那张印有中央督办组检查严打整治工作的报纸叠好装进去，然后弓下身子，将信封从门缝向里塞，塞得剩下三分之一，就蹲在地上观察。

那封信被柚动了，耿民站起身，开始使劲儿敲门，门终于开了，是一个面目清秀的女同志，留着运动式短发，显得很精干。她问他找谁。

耿民此时已听到套间里的说话声，他突然大着嗓门嚷道：“我叫耿民，有重大情况向中央打黑办反映！”女同志显然是怕他干扰了会议，跨出来一步说，“大爷，咱们先到隔壁房间说说。”并用手扶着他的胳膊很坚决地向外推，不料耿民的声音反倒更大了：“我只找中央打黑办的同志，别人谁也不说，谁是打黑办的，能不能见见我这个老基本群众？！”

耿民一喊，倒真把套间里的人惊动了，很快走出来一位老同志，瘦瘦的，头发黑白参半，精神矍铄，他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