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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就能拿到签证。于是，这位主管帮我匆匆收拾好了两箱行李，一箱装着冬衣，另一箱装着夏衣，他还帮我结了账。那两箱行李他也替我送上当晚去巴黎的飞机。隔壁房间的希捷尔台勒普放下手中的胶卷，替我赶往秘书长的办公室。而我则冲到了飞机场。纽约和华盛顿的交通都很糟糕，坐飞机也相当麻烦，但挪威和乍得之间的协调却很顺利。当晚，当我带着护照，准备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转机时，他们两人已经在机场等候了。一个手中拿着吴丹秘书长的信，另一个则提着两箱子衣服。

“谢谢。再见。晚安，美国。早安，巴黎。”我在尼斯转机的时候与妻子匆匆见了一面。她手里拿着不少记录条和电报，这些只好等到我从博尔将造船匠带回来后再说了。

我从撒哈拉大沙漠上空飞过，终于到了乍得。一打开机舱门，热浪扑面而来。拉密堡的矮房子密密麻麻、连绵不断，我到哪里去找阿布杜拉呢？阿布杜拉留下的地址仅是一个邮箱号。邮箱的主人是一位传教士，阿布杜拉曾为他干过木匠活，但这活早就干完了，他也不知道阿布杜拉现在何处。不过，这位传教士仍然热心地帮着我们开车四处寻找。

我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小旅馆里，旅馆的接待员告诉我，本周内只有飞往苏丹的飞机，我那张飞往埃及的机票等于作废，因为在乍得是不可能获得埃及签证的。以『色』列在乍得有大使馆，但是埃及、挪威、意大利和英格兰在这里都不设大使馆。

我的房间里摆着一张床，墙上有两个挂钩和一个声音大得跟螺旋桨似的电扇。我坐在床边，拿着一张袖珍地图，绞尽脑汁地琢磨着。这时有人敲门了。门口站着一位高大的男子，身穿一件长及脚踝的白衣，戴着一顶七彩的小帽子。他张开双臂，放声大笑，牙齿和眼睛都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噢，老板呀，老板，我阿布杜拉可吃了不少苦呀，现在总算是雨过天晴了！”

阿布杜拉乐得手舞足蹈。

“阿布杜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我去了博尔村，花了四天时间在湖上寻找奥玛和穆萨。他们去很远的地方捕鱼去了。最后终于找到了，还帮他们还清了债务。我正要把他们带到拉密堡，可这时行政长官来了。他说我是个为了钱不择手段的恶棍，说我今天要把两个人卖到埃及去，明天说不定就把人贩到法国或者俄国去了。我就这样被捕了，被关进了拉密堡的监狱。我孤身一人，不得不花掉所有的钱，这才被放了出来。”

居然会有这种事，阿布杜拉被疑为人贩子，在博尔村被捕入狱！当年的贩奴通道要经过乍得，当地人仍然对那段血泪史记忆犹新。现在阿布杜拉不能回博尔村了，我必须带上由拉密堡当局盖章的正式劳动合同亲自去博尔村接奥玛和穆萨二人。

在接下来的五天里，我和阿布杜拉跑遍了首都所有雄伟的『政府』大楼，就是为了替他们两人办一份合法的劳动合同。到处都是一张张聪明伶俐的面容，真诚和友善洋溢在每张脸上。到处都是超现代化的办公室和写字间。外交部的大楼更是雄伟庄严，楼前还有十四座喷泉池。星期天到了。我绝望地坐在床边，关掉了震耳欲聋的电风扇，听任苍蝇和热浪朝我进攻。我受够了。五天过去了，我一个章也没盖到，一个签名也没要到。我们找到了一位传教士，他有一架单引擎飞机，能够在乍得湖上降落。但是没有盖了章的文件，如果我想把两个造船匠接走的话，也会落得跟阿布杜拉一样的下场。

我们最开始找的是内政部总监，他知道阿布杜拉的事情，但他只能通过外交部长才能接见外国人，而要见到外交部长又必须通过内阁首脑，要见到内阁首脑，又必须找到礼宾司的司长。我们见到每个人都得把整个事情从头说一遍，他们还要仔细阅读吴丹的介绍信。我们花了三天的时间总算见到了外交部长。外交部长是个名副其实的巨人，但很随和友好，下巴上留着一小撮黑胡子，头发浓密，额头和脸颊上都有一道道伤痕。在把我们引见给内务总督之前，他和乍得总统托姆巴巴耶进行了两次私人会晤，共同商讨这个问题。总统认为此事事关重大，必须要由内阁会议来决定是否允许乍得公民乘坐纸莎草船渡海冒险。

为了争取时间，我向他保证说，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获准将这三名乍得公民接到尼罗河平静的河岸上，把船给建起来。于是，我们总算见到了内务部部长，内务部部长又把我们引见给劳动部。劳动部的表格用完了，我们还得临时打印。他们三人的劳动合同足有十二页长，还是双面打印的。然后，我们又跑去找人事部部长签名盖章。但万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