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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这是我事先计划好的，在未来的日子里，窄小的船舱将成为我们共有的家园，我们到那个时候再来谈谈彼此的生活和经历，时间可就充裕多了。

成员中还有来自美国的诺曼？贝克。诺曼是船上惟一一位真正的海员，因此被指定为此次出航的领航员兼话务员。他工作严谨，为人可靠。此刻，诺曼坐在船舱门口，一丝不苟地检查装备。其实我同诺曼认识的时间颇为短暂。当年我在塔希提岛上租了一条拖网渔船，准备去复活节岛，他曾经搭过我的船。当时，他在一艘小型双桅船上担任领航员，随同一位美国生物学家从夏威夷出发，航行了两千海里，刚刚抵达塔希提岛。他在航海方面经验丰富，是美国海军后备役指挥官，并在纽约海军学校担任海洋学教官。退役后，诺曼成为纽约房地产市场的一名承包商。

“你真的没有出过海？”诺曼转过身来，将信将疑地问尤利。尤利正坐在船舱门口，摆弄着一个呼吸器。

尤利？亚历山大洛维奇？桑凯维奇是俄罗斯人，同时也是我们船上的医生。他咧嘴一笑。

“我曾经乘坐一艘苏联船只往返过南极。”尤利回答说。随后，他开始谈论起马尼拉的漂亮姑娘来。但是，诺曼更想知道他是否真的在世界最冷的地方呆过一整年。事实的确如此。尤利在沃斯托克的苏联研究站当过一年医生。研究站位于南极冰冠，海拔约为一万英尺，最低温度达华氏零下100度。在“太阳”号的船员中，我以前从未谋面的只有尤利。当他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开罗时，我们双方都有些忐忑不安。不久前，我曾经给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蒂什写过一封信。凯尔蒂什院长是一位智慧而谦逊的学者，掌管全苏联的科学，包括人造卫星、考古学等在内。在信中，我提醒他说，他曾经问我为什么不在探险活动中携带苏联人同行。现在机会来了。我需要一名俄罗斯人—一名俄罗斯医生，或许院长能介绍一位吧。我的条件是，这位医生必须懂得除俄语之外的另外一门语言，而且必须有幽默感。苏联方面对于后面一条非常认真。当尤利走下苏联民航总局的飞机时，不仅带着礼物和医疗用品，还带了一瓶伏特加，生怕自己还不够滑稽可笑。尤利立刻进入了角『色』。他对英语不十分精通，但足以听懂任何玩笑。尤利出生于蒙古，父亲也是位医生，在他身上总有些亚洲人的味道。这一次，尤利是从苏联卫生部的年轻医学专家中挑选出来的，其专长是研究宇航员在加速和失重状态下的医学问题。他仔细看了看我们四处透风的船舱—也就是我们将在航海过程中生活起居的地方，然后从宇航员的角度发表了许多有趣的评论。

意大利人卡洛？莫里也和我相识不久。他将担任船上的摄影师。原本罗马一位朋友有意担任我们的摄影师。这位朋友是一位电影制片人，也是意大利最优秀的蛙人之一，刚刚在大西洋底拍完电影《安德亚？多利亚号》。但是，当阿布杜拉突然入狱，而我为此深入非洲内地时，他对我们的远航完全失去了信心。于是，他推荐卡洛？莫里来替代自己。卡洛长着红胡子、蓝眼睛，活像北欧海盗，他同样没有任何出海经验。卡洛是专业登山向导，而且是意大利最著名的登山家。他曾经领导或参加了十四项国际登山活动，足迹遍及五大洲。喜马拉雅山和安第斯山的峭壁对他而言，就像非洲、新几内亚和格陵山的悬崖一样熟悉。后来在攀登阿尔卑斯山时，卡洛失足跌落，腿骨骨折，从此告别了滑雪教练的生涯。但是在登山活动方面，他却比过去更加活跃。当他得知我们的草船航海计划时，正置身于南极冰盖之中。在此之前，他已经去过北极，在冰川中拍摄过北极熊。因此，他愿意到赤道附近温暖、没有冰雪的海洋地带工作。

在11点钟，我们差点损失一名墨西哥船员。正当草船离开亚历山大前往摩洛哥时，到鲨鱼岛旅行的雷蒙？布拉弗突然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手术。噩耗传来时，我正在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直到有位记者询问参加草船远征的人员名单，我才公布这条消息。大使一脸严肃地坐在前排，手指翻弄着报纸。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他肯定是面带微笑坐在那里。

“电报发自墨西哥—”我从别人颤抖的手上接过电报，立刻读了出来。真是当头一棒！只要雷蒙安然无恙，其他一切都不再重要了。把这一句读完可真费劲。记者们『骚』动起来。

“电报发自墨西哥—圣地亚哥？吉诺维斯博士！”

招待会被迫终止。我旋即给墨西哥发了两封电报。一封给医院里的雷蒙，另一封给圣地亚哥？吉诺维斯博士。这位墨西哥人类学博士曾半开玩笑地说：只要提前一周通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