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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我们一清早醒来，发现外面刮着凛冽的北风，海面波涛滚滚。大家都把自己所有的衣服全都穿上了。阿布杜拉冻得牙齿直打颤。五天来，就像我们计算的那样，海浪一直冲击着“太阳”号的右舷船板，因为我们整个航程都处于东北贸易风的地带。正因为这样，我们把舱门安在了对面的左舷，也就是下风的一侧。我们还有意把整个船舱和较重的货物靠在右舷一侧，这样从右舷吹来的海风鼓满船帆的时候才不至于打翻草船。我们和所有给我们建议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行船时必须把船的大部分重量压在朝风的一侧，以免翻船。可到了第五天，我们痛苦地发现：纸莎草船在这方面跟其他任何一艘船都不一样。这种草船恰恰应该把主要的载重放在下风的一侧。因为，在受风的一侧，波涛和浪花会不断冲刷草船，所以，吃水线以上的纸草就会吸进好几吨海水。而在背风的一侧，吃水线以上的东西都还是干的，因而分量也轻。受风一侧的船身由于吃水越来越重，结果船身就往这一侧倾斜过去，而不是像通常一样被风刮得朝背风一侧倾斜。

现在当然已经来不及把船舱挪到中央了，因为它是用粗缆从底部穿过船身成十字交叉牢牢地绑住的。我们把所有可以挪动的东西都从右舷搬到了左舷，但看来还是不行。右舷吃水线以上的纸莎草一定吸进了好几吨海水，就好像平添了一堆看不见的货物，一路伴随着我们，而且比我们挪到左舷的那几百磅食物和饮用水要重得多。我们的船实际上一直是歪向受风的一侧向前航行的。

诺曼终于完全恢复了健康。我们挪东西的时候，他把那块铜板按到水下，以便恢复无线电联系，这样也就能知道精确的时间了。他确实有理由认为我们离陆地的距离比昨天他估计的还要近，那时我们还无法估计时间。事实上，我们正朝着朱比角的陆地径直驶去。

夜里刮起了大风。狂风吹打着每一个桅杆支索，“太阳”号越来越像是要散架了。一阵阵海浪向我们翻打过来，一阵猛似一阵。我们整夜都安排了双岗，以免不知不觉地被朱比角的沙滩挂住。同时我们也时刻留神每一条缆绳。没有一根缆绳绷断，也没有纸莎草捆松开。但是船桥的踏板却死命顶着柳条舱的一角，那个角落已堆起了一层厚厚的碎草屑。圣地亚哥现在每晚都失眠，除非是累得要死，否则就连合眼打会儿盹也不要想。身下的箱子时起时伏，船舱、船桥和桅杆都兀自摇来晃去，噪声大作，就好比绳索夹住了上千只猫的尾巴。整个船舱更加向右舷倾斜了，斜到了只要是侧躺着就会滚动起来的程度。我们只好一排躺四个人，另一排躺三个人，因为这一边的角落里还放着无线电和航海设备。大家脚对脚躺着。阿布杜拉总是滚到乔治身上，乔治又滚到圣地亚哥身上，圣地亚哥就再滚到尤利身上，而尤利已经贴着舱壁，只好用膝盖和胳膊顶着这几个人。我把多余的衣服都垫在了靠右舷那侧的褥子下面，卡洛也这么做了，所以我们两人都没有滚到诺曼和无线电那边去。

暴风一整夜都没停，卷起了高达十二至十五英尺的海浪，也把咸咸的海水像细雨似地泼在了船上。到了第七天早晨，“太阳”号反倒不太松动了，绳子绷得紧紧的。一道巨浪打在了船尾，海水没有像过去那样很快穿过纸莎草漏出去，积水竟漫到了诺曼的腰部。看来，在海水的浸泡下，纸莎草膨胀起来了，填满了空隙，把绳索也绷紧了。这么一来，草船倒更加坚韧结实了。不幸的是，它向右舷倾侧得太厉害了。

我们还在无比崇敬地玩味着“太阳”号与暴风雨搏斗的辉煌战果，诺曼提醒我们，草船正朝岩石冲去。我们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挂起船帆顶住强劲的北风，要么直对着陆地漂去。大家一致同意挂帆，在那根新加固的帆桁上展开三分之二的船帆。这一次连圣地亚哥都跌跌撞撞地爬出舱外。全体人员齐心协力，终于挂起了船帆，并在船尾安上了一根拼接的舵桨。我们犹如飞鱼一般掠过涛头，拨头绕过了陆地。不一会儿，我们又听到啪的一声，那根舵桨就像一根火柴一样被折断了。我们只好又把桨片拽上船来。不过我们这些外行水手已经渐渐变成一群真正的海员了。阿布杜拉像只老虎一样扑上去，紧紧地抓住了正在不停拍打的船帆的左下角。圣地亚哥爬出船舱，用自己的保险绳紧紧勾住阿布杜拉。卡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