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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我们对越南的军事援助正在开始起到作用。在那些受伤最严重的地区——在人民中建立了政府，南越人已开始向越共发动了攻势，镇压那里的叛乱南越的军事部队正以更大的规模，更为频繁地向越共发动攻击现有的迹象令人鼓舞，我们目前期望的是，继续维持这一事态的发展。

一九六二年十月九日：我认为，如果说时局已经扭转，或预言最终的结果，似乎仍然为时过早。但是，这一年中，进展则是极为惊人的我们收到许多关于进展的报告，这的确令人欣喜。无论是按照南越部队与共产党入侵者伤亡人数的比例来看，或是根据其它的方法来衡量，进展都是极为明显的。

为什么对于南越政治形势的分析和评价上，我作出了恰如其分的结论，而通过反思却发现，那些关于军事进展的看法是过于乐观的呢？

我们的军事将领们在夏威夷和南越会议上的汇报，将构成那些军事报告的内容。每次会议上，我都要会见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的保罗·D·哈金斯上将。他身材高大，举止潇洒，能言善辩，无论其外貌还是其口才，都与将军的身份极为一致。他是博学多才的马克斯威尔·泰勒的高足，尽管，他还不具有其导师的渊博学识，但却极为坦诚，具有极强的说服能力。

保罗·D·哈金斯上将和他的同伴们在报告中指出，南越的军队已经阻止了越共的进攻，并收复了农村的失地。例如，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保罗·D·哈金斯在火奴鲁鲁告诉我，“毫无疑问，我们正处于赢家的一方，如果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计划，我们将会看到，越共的行动逐渐走向低落。”　无论那时还是现在，我都绝不会相信，他和其他军官会故意误导我的思路，这与他们的职业素养和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况且，我还可从其它渠道获得信息，并可用来与军队将领的说法进行核实——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媒介机构，这里只列举三者。

导致他们过于乐观的原因来自于其它的方面。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他们当时从南越人那里得到的情报是极不准确的。南越人总是按照美国人希望听到的消息来进行汇报。就像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A　·麦科恩后来写道的那样：　驻越军援司令部和大使馆向我们提供的情报涉及其中越共在几个省的活动情孔，以及SVN（南越）政府和越共军力的对比情况，都严重失实。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南越各省和地区一级的长官将严重失实的情报，提供给了那些下层的校级军官们这些省和地区一级的长官们认为，他们有责任“制造数据”，以满足中央政府的需要。

就某种程度而言，美国的司令官们也像许多人那样，喜欢沉溺于一厢情愿的思维之中。而且，他们——就像我一样——对这场冲突的性质也缺乏真正的认识。他们主要将其视为一场军事斗争，而事实上，这场冲突具有极为复杂的民族主义色彩，是一场自相残杀的斗争。

我总是急迫地要求我们的司令官们对进展——或无进展——做出估价。监测进展——　我仍然认为，这是实现最佳管理的基本原则——在越南则几乎完全失控了。将军们和我对于这一失败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场没有战线的战争中，对结果的评价方法也不好掌握。军事人员们试图利用数量的方法来检测进展，诸如，敌军伤亡的人数（对尸体的清点，令人极为反感）、缴获武器的数量、俘虏的人数、飞机出动的架次等等。后来，我察觉到，这些方法中有许多并不合适，正在导致重大的失误。于是，在一些公开发表的评论中，对于军队中关于战局进展的乐观情绪，我有意识地泼了些凉水，然而，收效则是极为有限的。

到一九六二年中期时，肯尼迪政府对于越南问题的目标已十分明确，经常性的说法是：训练南越人来保卫他们自己。对于我来说，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就美国训练援助的最后截止期限做出安排。我是这样来考虑此问题的：训练将达到预期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撤离将得以进行　——或者，训练未获得成功，这需花费一定的时间来验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撤离计划也将需要进行调整。

未雨绸缪，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在火奴鲁鲁我就问保罗·D·哈金斯上将，他认为彻底消灭越共的军事力量需要多长的时间。他的估计大致是这样的：在南越的军事力量和保安部队能够被充分调动，并在各个地区开始向越共发动决定性的行动，这种局面出现后大致需要一年。

综合了许多人的估价之后，我做出了一个分期撤离美国顾问的长期计划，其根据是，假设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