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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非常赞同这些目标。但我们都认为，在没有有效手段保证的情况下，主张政治解决就等于在主张无条件撤退。我们根据其对美国全球战略的潜在影响来考虑这种可能性。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河内支持的巴特寮继续在老挝向前推进，苏加诺使印度尼西亚向共产党阵营靠得更近，马来西亚面临着受中国支持的暴动者的巨大压力，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且在继续宣扬暴力革命，克里姆林宫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及其接班人在继续针对西方发表好战声明。考虑到这些威胁，我们认为无条件撤退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乔治·鲍尔同意这个结论。正是这个内在矛盾使他的备忘录出现了缺陷。他正确地指明了我们面临的问题；他正确地考察了我们考虑采取的行动本身具有的风险；他正确地呼吁我们更加重视谈判；他还正确地列出了谈判的目标。但是，他建议的措施能否实现这些目标却不得而知。

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于十一月七日（星期六）与乔治·鲍尔讨论了备忘录。我没有找到当时讨论的笔录，但我相信我们把观点表述清楚了。乔治·鲍尔承认他“尚不成熟的文稿”中存在“明显的缺陷”。他说他意在抛砖引玉，“提出一些能够导致其它解决方案的研究思路”。

我们没有拓宽研究思路，犯了严重错误。我认为我们四个人都有错，都有责任。乔治·鲍尔的备忘录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最高层全面展开讨论的建议。他得到了我们的尊重——但他本应得到我们更多的尊重。我们当时应该立即和总统讨论备忘录，但是直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乔治·鲍尔通过总统的助手比尔·莫耶斯把备忘录转给总统时，总统才注意到它。我们本应把备忘录还给乔治·鲍尔，让他尽快呈交给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专家进行评估和分析。我们没有反省我们的推论，即他尚未找到实现目标的办法。一九六四年末和一九六五年初，乔治·鲍尔的想法有了改变，趋同于我的立场：向北越施加军事压力后再展开谈判。

看到迪安·腊斯克和我为越南问题费力劳神，麦乔治·邦迪讲了一些令我永远难以忘怀的话。他说，国务卿在寻求利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而作为国防部长的我却在谋求谈判。这些讽刺言论充分反映出我们当时面临的问题多么令人烦恼。

十月份，阮庆的权威日渐削弱，把权力还给文官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使南越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十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送给我一份备忘录，表示对南越形势颇为担忧。他们提出了加强军事行动的计划，包括美国空军轰炸北越和南越。他们提出这些建议的前提是，美国退出南越或东南亚是绝对不可接受的选择。

参谋长们非常着急，坚决要求我把他们的备忘录尽早呈交总统。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我同厄尔·G·“巴斯”·惠勒讨论了他们的担忧。他说他们大多数人认为，如果总统决定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么我们就得撤出南越。马克斯威尔·泰勒的观点则完全不同。我问他对参谋长们的建议有何评论，他说，那些建议完全脱离了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长期奉行的原则：“越南人在南越是为他们自己而战。”　数周之前，威廉·威斯特摩兰来电说：“除非不远的将来在南越能出现一个高效率的政府，美国在南越内外采取军事进攻都不会阻止南越一天天衰败下去。”

由于这些建议严重对立，总统于十一月二日让威廉·P·邦迪牵头建立了一个工作小组，重新研究可供选择的策略。第二天，林登·B·约翰逊赢得了大选的胜利，在当时来说，他是美国历史上以压倒优势的得票数获胜的人。

工作小组的工作是从零开始的。工作小组全面考察了各种假设、前提和选择方案，重新评估了我们在南越的立场和在东南亚的目标。考察工作经历四周，得出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结论。由于十二月一日要与总统开会，工作小组起草了一份报告，其部分内容如下：　如果我们不采取足以在军事上击败北越甚至共产党中国的军事行动，则我们不能保证非共产党的南越能继续存在下去。这种军事行动有在亚洲导致严重冲突的巨大风险，它不可能仅限于空军和海军的行动，而是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与朝鲜战争规模相当的地面行动，甚至有可能使用核武器。

参谋长们低估了这些风险，认为这些风险“比继续现行政策或撤出东南亚的选择方案更能令人接受”。但是，林登·B·约翰逊总统和我决心规避的正是这些风险。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在随后几年内对我们空袭北越的行动造成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