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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事实都是我们的政策正在失败的明证：空中轰炸和地面作战未获成效；我们的外交动议调子僵化而缺乏效力。这些严峻的事实使我得出了不同寻常的结论。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给总统的备忘录（它引起了激烈争论）中指出，现在是我们改变在越南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时候了。这份备忘录预示着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的分裂，这种分裂最终导致了我的离任。

一九六六年初麦乔治·邦迪离开政府使我颇感痛苦。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负责为福特基金会寻找新理事长的约翰·麦克洛伊和亨利·福特二世找到麦乔治·邦迪，要他担任这个职务。这项工作显然极具诱惑力：福特基金会是美国最大的基金会，每年支出大约两亿美元用于世界各地的福利工作。”

约翰·麦克洛伊在为这项工作拜会麦乔治·邦迪的同时也拜会了我，我觉得他可能认为我和麦乔治·邦迪同样可以胜任此职。我知道我不能胜任，就如实相告。另外，我认为当时还不应该离开政府，虽然福特基金会的工作对我很有吸引力。

麦乔治·邦迪的离去是个令人痛心的损失。麦乔治·邦迪和我的意见并非常常保持一致，但他给政府工作带来了优良的作风，他还坚持认为我们应该集中处理我国面临的基本外交政策问题，无论这些问题的难度有多么大。他可能是因为福特基金会的吸引力离开政府的，但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他离开政府的真正原因是他对战争的极度失望。我认为他不但对总统的行为感到失望，而且对华盛顿和西贡高层的政策制订过程感到灰心。他确实有充分的理由那样想。

沃尔特·罗斯托接替麦乔治·邦迪担任了国家安全顾问。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为人热情，与同事们相处甚融洽。但是，沃尔特·罗斯托对我们介入越南事务、我们的作战行动和我们在越南实现政治和军事目标的前景不作具体分析。他生性乐观，对任何不讲我们正在取得进展的报告都持怀疑态度。多年以后，在一九九一年三月林登·B·约翰逊图书馆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仍然强调说，美国介入越南问题的决策和我们的作战方式对我国和东南亚地区都是有利的。

圣诞节停火计划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底结束以后，林登·B·约翰逊总统询问我对越南军事形势的总的看法。在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我对他讲，我认为共产党已经决定继续顽强地在南越作战。他们似乎认定战争将是长期的，时间对他们有利，他们的耐力比我们强。他们认识到一九六五年美国的大规模介入表明我们已下决心避免失败，预料我们会动用更多的军队。我推测共产党会因此在南方大规模招收新兵扩充军队，并加强从北方向南方的渗透。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我估计一九六六年他们的军队数量将增加百分之五十，并利用胡志明小道百分之七十的运输能力每天运送一百四十吨物资供给这些军队。

为了抵消敌方的这些发展，我建议增派二十万美军（和威廉·威斯特摩兰前此要求的一样），在年底以前把军队总数从十七万九千人增至三十六万八千人，同时扩大空中轰炸。但我警告说，这些举措也许不会对敌人在南越的军事行动产生“严重打击”，因为轰炸只能削减而不能完全断绝北越向南方的物资供应。

这使我得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　尽管共产党会因我们的地面和空中行动继续遭受重大损失，但据我们预计，一旦了解我们增派军队的意图，他们就会加强军事行动以试探美国的力量，使冲突规模和伤亡人数增大（增派军队后美军的伤亡预计会达到每月一千人）结果是，即使增派了军队，我们在一九六七年初也将面临军事上的僵局和安民计划的停滞不前，另外还需要增派更多的美军。

这种前景使我更加相信，美国需要进行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我希望我们的努力能“使（河内）进行谈判，从而结束战争。”

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间，威廉·威斯特摩兰一直奉行消耗战略，目的在于给越共和北越造成极大伤亡，使之来不及补充。但事实证明他的目的没有达到。尽管威廉·　威斯特摩兰、我以及其他许多人不愿承认，但有证据表明我们的敌人通过在南方招兵和从北方派遣，使其军队数量越来越多了。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越共和北越的军队数量一直在增加。

从我们开始介入越南战争起，南越军队给我们提供的情报就少得可怜，而且大多不准确。有时候，这些不准确的情报有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