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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报，读到了一个“不再办”，从头细细读来，始知是“不再审批办公室”的简称。

这些年来，报上一直是说机构重叠、臃肿，要精简。谁知机构这玩艺就是怪，就像方桌的角，原本只有4个，锯掉1个，反而变成了5个。这虽类似脑筋急转弯，却是活生生的现实。你说要精简吗？那就成立个“精简办”。“庙”砌起来了，还得有“菩萨”供着，于是批编制，进“菩萨”，热热闹闹，香火日盛。

至于“打狗办”、“打拐办”、“扫黄打非办”你说哪个不重要？上边一根针，下边千条线。这“办”那“办”，倒也不要紧，问题是事情“办”得怎么样？“针”走，“线”能不能随？“线”多会不会乱？因为“狗”满为患，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活，所以“打狗办”成立。遗憾的是有些地方狗却益发繁衍旺盛，狗市生意火爆。就说那“不再办”吧，原本谁审批的，还让谁审批，大笔一挥，不就得了么，至于“不再审批”，就更简单了，有必要再成立个“不再审批办公室”吗？“不再审批”还“办”什么呢？

精简机构，决不是精简名称，更不是玩文字游戏，就像“上海吊车厂”，第一次听说简称，我笑得肚子疼，但现在我是再也笑不出来了。这是一种沉重，还是麻木？

点名批评官员

周和平（湖南冷水江）

香港对公务员的严格管理在世界上是有名的，大家都知道它有个廉政公署，实际上除了廉政公署外，它还有一套非常严密的规章制度，其中一项就是“公开点名批评”制。

例如，最近就有一批香港政府高官、公营机构高级人员、议员，因违规行为遭到市民的点名批评，在媒体上被公开曝光。其中有：社会福利署署长梁建邦，从香港乘坐客机头等舱绕道伦敦前往以色列开会，被揭露为“假公济私”；金融管理局副总裁陈德霖，用金管局的座驾绕道送儿子上学，遭市民举报，指责为“公车私用，浪费公币”；资讯科技及广播局局长邝其志在恒生银行总行只用作公事或慈善用途的宴会厅设宴庆祝银婚纪念，被公众投诉；邝其志与太太陪同友人在深圳买冒牌商品，被批评为“公然侵犯知识产权”；水务署长许文韶上班时间排队买储税券，也遭到公众举报与批评

香港这种“公开点名批评”制是值得借鉴的。其一，可以使公务员时时敲响警钟，防微杜渐。俗话说：权力滋生腐败。公务员特别是达到了一定行政级别的中高级公务员，权力是相当大的，如果不自我严格要求，很容易出现滥用权力甚至以权谋私、钱权交易的腐败行为，这时被社会公开点名批评，对其犹如当头一棒，使其猛醒，不再往违法乱纪的深处滑，从这层意义上说，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公务员的爱护和保护行为。其二，这是一种很好的监督方法。由于是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开点名批评，公务员对它的重视程度就比仅仅内部批评要大得多，作用与效果自然也要大得多。同时，这也有助于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和全民监督作用，从更宽范围、更深层次健全公务员监督机制。

沉重的法律

胡海林

震惊全国的辽宁“邱兆林事件”终于有了结论。执法者邱兆林把一名无辜的女工程师打得精神失常最后变成了疯子，而他也得到了他应有的“回报”——有期徒刑三年。姑且不论中国还有多少像邱兆林那以施淫威来维护权力地位的人、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想，如果是一名普通群众将执法者打成疯子，法律还能判他三年吗？而且一个事理昭然的事件拖了三年才得到最后解决，正是在这二年里，官司一审再审，受害者赵毅积郁成疾，发展到了遇见生只能条件反射地连呼“抓邱”这种状态，谁来为赵毅的年青春负责，谁又能为赵毅的疯负上真正的责任呢？

肇事者邱兆林被判刑三年。这三年，仅仅是对拖了三年的官司在年限量上的弥补，而难以弥补的却是许多人（包括那些受冤还没得昭雪的受害者及亲人）对法律尊严的虔信。近几年来，执法者犯法的事件层出不穷，椎究原因，不是我们的法律不够健全，而是先前在一些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不能秉公执法，而对后来者没能起到根本的警戒作用。法律是公众的法律，是人民集体意志的体现，一巳法律不能很好地反映人民的意志，只是恃强凌弱时，可怕的不是一两件“邱兆林事件”的发生，而是法律尊严在民众意识中的退化。

如今的猴子，杀鸡都不怎么怕了，你拔几片鸡毛还能吓着它吗？终审结束时，面对摄像镜头，邱兆林摇头晃脑口呼“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它最终会证明我的清白无辜”，不知在座的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