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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1942年1月21日，29号飞机在由香港飞衡阳时，由于航路上有日机拦截，被迫绕行，这一“绕”，就进了雷雨区，飞机操纵失灵，在江西境内坠毁，机上人员除报务员张培伦重伤生还外，其他人员全部牺牲。

弟弟华祝差点上了那趟航班。

1942年，“中航”邦德考察阿萨姆机场后，为开辟新航线，总经理黄宝贤派华斌先行一步去密之那架设无线电台。华斌奉命前往，虽然该航站最后由于日军的迅速推进而没能成为“中航”

公司的新场站，但华斌却在此做了一件大事：利用电台最先报告日军推进的时间和推进速度。

陈文宽那次在密之那冒险降落和及时起飞，正是因为有华斌提供的准确情报。

这一情报还为一千多缅甸和印度难民及时撤离赢得了时间。

如果还有可说的，就是，华斌1931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航”第一个共产党员。

“两航”在香港酝酿起义时，已在上海表明

身份，并参加军管会负责组织清理和接收国民党空军遗留下来通讯器材的哥哥得知消息，赶紧给弟弟传信：一定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

于是，弟弟就回来了。

同样，弟弟华祝也是“中航”的老人。

和陈文宽、潘国定第一次飞越喀喇昆仑，无数次在“驼峰”上过来过去，华祝可谓是“中航”通讯部门的“重头人物”。

老人们说，“中航”通讯，只要是抗战时期，从重庆到昆明，从昆明到汀江，再到加尔各答，没有这哥俩不参与过的。

“中航”飞越驼峰航线初期，华祝一直是机上报务员。

王承黻“背着”邦德寻找跨越新疆和藏北经喀喇昆仑到印度的“备用”航线时，华祝就是机上报务员。这么重要的事情，挑选的人是“中航”飞行中的精华，只要一名报务员，如果不是技术顶呱呱，王承黻不可能在那么多报务员中单单只选了华祝。

2004年，在上海老人家里采访，问老人，在驼峰航线上，遇到过几次险情？

老人说，小伙子，你应该问我，有几次没遇到过险情！

老人用手指着地下摞放着的几个难以辨别颜色的箱包：“看，这是我当年在加尔各答买的。”

于是我环视房间，除了一台老式电视机，这几个箱包竟然是老人家中最“像样”华祝说，瞧，这些箱子是我当年从加尔各答带回来的。

的家居物品。

我的鼻子发酸。

中航还有一对兄弟，是加拿大华侨，一个叫A·马，一个叫C·马。都是在国外自学拿到的飞行驾照，听说抗战中的中国航空公司急需飞行人员，就回来了，从“驼峰”空运开始，一直飞到空运结束。等到抗战刚一结束，哥俩就回去了，实在是找不到关于他们的资料。

2004年，我在上海见到原中航飞行员梁泰山，老人是“驼峰”空运后期从华西大学进入中航的，一直轮流给A·马、C·马做副驾驶。老人一个劲对我说，A·马、C·马，好啊，一点架子都没有，教你飞行，就认认真真带你。A·马好啊

飞越“驼峰”英雄人物四：报务员陆元斌在“中航”飞越“驼峰”随机报务员中，他是飞越次数最多的一个——不少于三百个来回，起码有六百余次。

个头不高的老人记忆很好，思维敏捷。

第十三章　三个篱笆一根“桩”？（5）

老人是1940年左右进的“中航”，航空公司，通讯、报务人员的流动性较大——地面和天空，哪都离不开，驼峰航线开辟后，报务员岗位的变更、调动频繁，而陆元斌，一直就在驼峰航线上飞行，直至这条航线的最后关闭。

老人的前额头发稀疏，发出光亮。我突然想了起来，采访中，很多老人都“谢顶”，下意识地问其缘由。

老人的回答让我恍然大悟：高空缺氧，时间长了都这样。

报务员要比飞行员更多时间忍受缺氧。

四十年代活塞式螺旋桨飞机，机舱、客货舱都不是密封，只要飞机爬到一万英尺，机组人员就要立即戴上氧气面罩吸氧，而此时，正是报务员急于和地面、和导航、和友机联络之时。老人说，戴着氧气面罩拍发、接收电报非常不方便，于是常常索性摘掉。

大家都这么干。

另一位“中航”报务员郭汉业老人也说，氧气面罩几乎就是“摆设”，不到万不得已时，谁都不用，就是嫌干活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