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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攒了一笔钱，进大学读书。然而，抗日战争使得包玉刚的大学梦幻灭，　上海的大学纷纷南迁。 日治时期，上海的中央信托局业务停顿，职员或散去，或去昆明的临　时总部。包玉刚决定离开日伪统治的上海，去昆明续职。华东中南的许多　地方被日军占领，火车不通。去昆明只有绕道香港。 包玉刚先回了一趟宁波老家，新婚妻子黄秀英坚持与丈夫同行。从1939　年到1949年，夫妻俩相濡以沫，一起度过10年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岁月。 这是包玉刚第一次到香港。秋高气爽，夫妻俩乘坐香港最有特色的交　通工具山顶缆车登上太平山顶。碧蓝色的维多利亚港，舢舨与海轮穿梭进　出，卷起一道道白色的波浪。眼下的情景，又与在宁波所见到的大不一样。 船与海的概念，又一次深深印在包玉刚的脑海里。 包玉刚到昆明不久，便派往衡阳，任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保险部主　任。后转到工矿银行，任衡阳分行副经理、重庆分行经理。 1945年，抗战胜利。包玉刚被派往上海接收日本帝国银行资产。经改　组后，在原址设立上海市银行。才28岁的包玉刚被任命为业务部经理，次　年，包氏又被提升为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仍兼业务部经理。包氏年轻有　为，深得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钱大钧、副市长吴国桢赏识。 包玉刚一家住在安亭路20号一幢洋房里，家中有舞厅、钢琴，包氏有　银行配给的专车。几十年后，包玉刚女儿去故居探望怀旧，发现里面竟住　了5户人家。 包氏收入不菲，生活舒适。但此中的滋味，只有包氏心底最清楚。通　货膨胀，挤兑风潮一波高似一波，国家银行成为市民戟指唾骂的对象。包　氏殚精竭虑，想透过银行的作用维护社会的安定。但此时国民党大势已去，　民心下稳。战后第二任上海市长吴国桢说：“有包玉刚在，银行就能正常运　作。” 1949年新春，包玉刚向行长提出辞呈。市长吴国桢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