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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一些人听了她的话，认为她很有　涵养，有城府，好像是一个猜不透的人。” 胡仙为什么这样镇定？是她以先父的办报原则为底气。她重修的办报　宗旨是：“一份能够赚钱的报纸，就是一份好报纸。” 她推行“事业部制”，层层负责，层层包干，指标落实，定期考核。实　施后的第一年，各部门的利润翻番。员工收益增加，对胡仙刮目相看，众　人说： “这姑娘比她父亲厉害。” 她把报纸同时销往台湾，并增发欧美航空版。后来采取比飞机更快速　的办法，利用通讯卫星传递，当日在纽约、伦敦、巴黎、堪培拉等地开印。　若论在香港的销量，星岛逊于东方、天天等报；若论在世界的总销量，星　岛日晚两报，销量高达100万份。1962年，胡仙独资创办《快报》。 星岛的利润逐年上升，1973年，报业税后纯利1500万港元；进入80年　代，报业年利润逾1亿港元。这样的业绩，连欧美一些大报都自叹弗如。 1972年5月，星系报业有限公司改名为星岛报业有限公司，胡仙仍任董　事长。公司于6月上市，每股面额2港元的股票升水卖6港元，购者如云。胡　仙持有公司的86。7％股权，按高峰期市值计，她的股权值4，3亿港元。 位于港岛北角的星岛新闻大楼，实用面积19。15万平方英尺。胡仙高高　在上　（办公室在顶层），管理着销量百万份的大报，还大举进军房地产。 胡仙兑现了她的理想，她身家25亿，一度被称为“亚洲最富有的女人”。 再论政治 胡氏父女，是香港商人办报的成功典范。父女一脉相承：疏离政治，　以商治报。 香港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独特，处于内地、台湾之间，要想超然物　外，根本没有可能。 50年代末，金门炮战。一时香港风声鹤唳，传言“共产党要对香港采　取行动”。港九人心惶惶，市景萧条，报业亦在其中。星岛每天送出报纸，　又要拉头天没卖出的回来。报业赤字飚升，员工惊慌失措。同时，海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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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商要求中止发行合同。 星岛危在旦夕，不问政治的胡仙，在政治危机中只有迎向政治。她亲　赴内地，“刺探虚实”。回来后向员工打保票：“中共不会对香港采取任何行　动。”并在报纸上大力宣传这一观点，对稳定香港的人心，起了很好的舆论　导向作用。 胡仙客串了一回政治家，即告勇退。就她的政治行动而言，也是出自　商业目的。 在香港，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若一份报刊，政治上过于偏激，往往　会受到某一方政治势力的干预。星岛未遇到过这样的事。实业愈大，愈持　谨慎态度；热衷政治者，较多的是一无所有的人。 胡仙恪守中立。星岛在台湾销量很好，但胡仙从不在公开场合评论国　共的优劣、善恶。她始终把握一个度数——不要让人认为这是为台湾当局　办的报，要让人相信：这是为兼顾台湾读者而办的报。 我们翻阅各时期的星报，并未发觉星报在取悦讨好台湾当局。星报对　内地台湾的好事坏事都登，相比下，台湾的内容要多得多，不少篇幅是介　绍其经济成就的。 新闻本身就是政治。星岛抢新闻，在香港是很出名的。胡仙是如何疏　离政治的呢？用她常常敦促采编人员的话说：“客观报道，不带感情色彩，　更不要评论。” “少谈政治，赚钱为上。”胡仙在另一场合又这样说。 “政治，我们不是不要碰，而是希望可以走中立路线，我们只是这样　希望。” “只要香港有像水门事件（美国共和党的人在民主党水门总部安置窃　听器）那样的机会，我们当然也是一样做的；只是不同意　《华盛顿邮报》　和《纽约时报》处理水门事件的方式。它们应该报道，调查也对的，但是　不应该下判断，更不应在社论中说尼克松有罪，应该辞职。我觉得报纸不　可以压迫人，说某人怎样怎样，报纸没权去判罪，或控诉某人；我总觉得　它们报纸这样做是不对的。” 无为而无不为。胡仙淡泊名声，疏离政治，但最后，她获得的政治荣　誉最多。 她被港府任命为太平绅士。 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她名誉博士学位，称赞她是“非凡的女社会活动家、　作家、企业家、政治活动家、报业家、经济强人。” 英皇室授予她BOE勋衔，伊丽莎白女皇称她是“女中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