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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气。我是有理由感到宽慰的。

跟华人算账

我永远不明白，关系到一个人生死的事，居然在那么反复无常和漫不经心的情况下敲定。我侥幸逃过日军的检证行动。这个行动是策划马来亚战役的日军参谋迁政信中佐（中校）下令采取的。他事先征得日军总司令山下奉文将军的同意，对新加坡华人筹款支援中国抗日并抵制日货加以惩罚。

在检证行动中，受害者的受难情况，我们所知道的往往简单零星。后来，我才知道在我通过的检查站，那些被随意拉走的华人，过后被送到维多利亚学校的操场，扣留到2月22日。他们双手被反绑，由四五十辆各种各样的罗厘载到丹那美拉勿刹海滩。这里靠近樟宜监狱，离东海岸大约10英里。他们下车后，被绑在一起，日本兵强迫他们走向海面。当他们往海面走时，日本兵便用机关枪向他们扫射。为了确定他们已经死亡，日本兵还用脚踢、用刺刀戳每一具尸体，以及采用其他残暴的手段。他们不打算埋葬尸体，任由海水把海滩、上的尸体冲上冲下，听其腐烂。几个奇迹般逃出的人，向人们描述了他们逃出鬼门关的惊心动魄的经过。

日本人承认他们在1942年2月18日到22日的检证行动中，杀死6000名年轻华人。战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一个委员会在实乞纳、榜鹅和樟宜发现和挖掘了许多大墓坑，结果估计遭日军杀害的华人，多达5万到10万之众。1942年2月18日，日本人张贴布告，并派遣士兵到市区各个角落通过扬声器通知华人，凡是年龄18岁到50岁者，必须到五个集中地点接受检证。令人胆颤心惊的宪兵还挥舞刺刀，挨家挨户地把不听命的华人赶到上述地点，连妇孺和老翁也不放过。

在理论上，日本军队可以借恢复法律和秩序以及镇压抗日分子的名堂，对自己的行动进行辩护。但是实际上，他们这么做纯粹是一种报复，因为他们不是在激烈的战斗中采取检证行动，而是在新加坡投降后才秋后算账。即使在这项行动过后，日本军队还在乡村地区，特别是在新加坡东部进行扫荡，杀死几百名华人。这些人都年轻力壮，在日本人眼中是可能闹事的一群。

我回到纳福路时，发觉房子给日本兵搞得一团糟，但幸亏未被洗劫，有些粮食还保存着。在跟我家只隔着两座房子的布央族车夫的〃窝棚〃里，堆满了抢来的家具、衣服和小摆设，没有空间再放别的东西。几天后，母亲、父亲、三个弟弟和小妹从直落古楼回来。我们一起把房子打扫干净。我们开始慢慢地感受到在日本占领日子里生活无常的困苦。这就是新加坡人民往后三年半的命运了。

英军投降后两个星期，我听说日本兵把市区经禧路一带的房屋用木板围了起来。这些房屋的业主是欧洲和亚洲商人，他们和家属不是离开新加坡，就是被关进拘留营。这里原本是一个中上阶层住宅区。我骑脚踏车经过时，只见日本兵排着长长的队伍，沿着经禧圈外的围栏蜿蜒而行。我听附近的居民说，里头有许多日本和朝鲜妇女，她们随军南来，以便在战斗间隙侍候日本兵。眼前的景象令人诧异，但见一两百个日本兵排成长龙，在那儿轮候。这一天，我没看到一个妇女。但是，有个告示牌上面写着几个汉字，邻居们说，写的是〃慰安所〃。这种〃慰安所〃曾经在中国设立，如今则来到新加坡。在本地，除了这一所以外，至少还有四所。我记得有一次骑脚踏车经过丹戎加东路时，看到好大的一所，里头有二三十栋房子，用木板围着。

当时我不知道日本政府诱拐和强迫朝鲜、中国和菲律宾的妇女，到中国战线和东南亚战线满足日本军队的需要。一些荷兰妇女和遭捕的敌国女性平民也被迫侍候日本军官。

新加坡沦陷后几个月，我在美芝路娱乐戏院观看了日本人拍摄的攻打新加坡的纪录片。影片显示日本军队骑着脚踏车，毫不费力地突破英军的防线，同时用小船迂回绕过英军的据点。在空中，日本飞机的实力远超英国；在地面，英国的大炮也不是日本的对手。我知道这套影片是在搞宣传，但仍难免留下深刻的印象。影片快结束时，看到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穿着短裤，完全不像一个战士。在他两边各有一个英国士兵，分别拿着一面英国旗和一面白旗。他在山下奉文的参谋官陪伴下，走向武吉知马路福特汽车厂。接着就是他坐在一张桌子的一边，同山下奉文面对面的镜头。〃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中将，矮胖、粗壮，剪平头式短发，十足一个日本武士的模样。他傲视眼前一批英军将领。白思华骨瘦如柴，衣领跟颈项比起来，显得特别宽大。他战败后并未表现出威武不屈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