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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扩大成为一个政党，所以蒂凡那也来了。我们每星期至少是每隔一个星期聚会一次，讨论局势和能够采取的政治行动。

英国人并不是停滞不前的，他们了解压力正在增加。1953年，总督委任英国前驻比利时大使林德爵士主持一个委员会，检讨新加坡的宪制，并对宪制的进一步改革提出建议。在1954年2月22日公布的报告中，林德建议所有在新加坡出生的英籍民自动登记成为合格选民，这会使选民人数增加四倍。由九名部长组成的部长会议将成为新的行政会议，其中六名由民选议员担任，他们将由多数党领袖提名。但是最重要的部门仍然留在辅政司、财政司和律政司三名当然议员手上。除了在外交关系和防务（包括内部治安）这两个领域，部长会议的决定总督必须接受。部长会议只对立法议院负责。立法议院共有25个民选议席、6个官委议席和3个当然议席。总督接受了报告的建议，定于1955年4月下届选举举行时付诸实施。

我和朋友们必须立即决定要不要参加在新宪制下举行的选举，或是继续观望。拉惹勒南根据马来亚民主同盟犯下错误的经验教训，极力主张参加，贝恩和庆瑞看法也一样。我相信，不参加我们就会被排除在宪制领域之外，结果会落得跟马来亚民主同盟一样的下场，否则就得转入地下。于是我们开始筹备在1954年底以前组织政党，让我们在投票前有六个月的时间。

第十四章　华校生的世界

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分子了。

在1954年的一天晚上五个华校生一起到我家里来。一个个子小，留平头，门牙缺了一颗的小伙子担任他们的翻译兼发言人，他叫孙罗文；另一个叫史立华的男孩儿，英语也说得不错。此外是三个梳辫子的华族小姑娘。男孩儿穿短裤，女孩儿穿裙子，都是校服。他们要求我请英国女皇的律师布里特替七个同学上诉，这些同学被法庭判了罪，罪名是警方下令学生解散时他们阻挠执法。案子审理后罪名成立，他们被判三个月徒刑。上诉案将在10月开审。

事件发生在1954年5月13日。这一天，主要来自中正中学的500名华校中学生跟警方发生冲突。他们游行支持一个代表团前往总督府递交请愿书，反对国民服役登记。警方阻止游行队伍前进，下令他们解散，他们不服从命令，向警方扔石头，混乱中有六名警察被刺伤。警察挥舞警棍进攻，打伤了一些学生的头部。在这次事件中共有26人受伤，48名学生被捕，其中两名是女的。

第一轮审讯在6月28日进行。40名学生的罪状是不服从警方要他们解散的命令，其中26名罪名成立，判处缓刑六个月。另外八名受审的罪名比较严重，指他们阻挠警方人员执行公务。这八名被告要求把案子移交另一法庭审理，因为法官前一天对待他们的同学和判他们罪名成立的做法，显得他有偏见。他们拒绝讲话替自己辩护，结果被判监三个月，那是这个罪名最重的刑罚。

法庭当时关注的是，他们蔑视法律。但潜在的课题是既深刻又根本的。新加坡殖民地只雇用受英文教育的本地人当低级人员，在官方领域里，受华文教育者没有地位，扮演不了什么角色。政府开办以英语和马来语为教学媒介的小学，中学只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

但是，对移民社群，政府则任由它们自生自灭。华人因此筹款建自己的学校。他们经费自给，使用中国出版的教科书，教师是从中国请来的，以原来在广东或福建省采用的教学方式教本地学生华文。文化上他们生活在另一个天地里。华校毕业生可以转到英校继续读下去，攀登英校生的阶梯；否则就到使用华族语言的机构找事做。这些机构是华人商店、餐馆、商行和几家由华人开设的银行。

华人觉得受排斥，经济上缺乏机会使华校成了共产党人的滋生地。共产党人自从1923年共产国际最先从上海派代表到新加坡，就一直在马来亚和新加坡隐藏起来。战争结束之后，马来亚共产党反抗日本人的记录使它有了威望，在易受影响的年轻人当中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它开始在教室里建立细胞组织。许多教师成了共产党干部或同情者，日治时期学业中断的超龄学生不少思想上受到灌输，成了马共的成员。由商人和店主组成的学校董事会不是同情他们，就是不敢反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