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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我则代表人民行动党。会谈对每个问题进行具体和详细的讨论。根据拟议中的宪制，立法议院由51个民选议员组成，总理和部长从议员当中选出。除了外交和防务以外，议院对其他事务都有管辖权。遇到有关事件涉及内部安全和防务两方面时，内部安全委员会有权做最后决定。内部安全委员会包括三名英国委员，三名新加坡委员和马来亚联邦的一名代表，主席由英国委员担任。三名新加坡委员当中，一名为总理。新加坡将拥有一名自治邦首长，首长将不是英国总督，而是元首。

值得争议的问题

林有福把起草宪法的工作交由女皇律师沃尔特·雷伯恩负责。但是，我却非把有关文件一一读过不可，以确保人民行动党一旦组织政府，工作上不会受到太多的限制。值得争议的问题只有一个。在第15次全体会议上，波霭说女王的政府不能让共产党支配新加坡，他也深信新加坡代表团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形。因此，他提出一项无商议余地的条款，禁止所有曾经参加或被控参加颠覆活动的人，在根据新宪制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成为候选人。我当场反对，认为〃这个条件令人不安，因为它违背民主实践的原则，而且不能保证掌权的政府不会利用这个规定，不仅防止共产分子，也防止反对政府政策的民主人士参加竞选〃。

我讲这番话是为了存档。事实上，林有福早于1956年13月在伦敦会见波霭后，在新加坡私下向我提起这件事，而波霭也已邀请我到伊顿广场他的私邸单独喝茶，讨论这件事。在一番寒喧和打趣之后，他问我，如果我在监牢里的同志如林清祥等，在下一次大选时参加竞选，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况。我说，他一定会获胜，而参加武吉知马选区竞选的对手一定会失去按柜金。波霭露出惊讶的神情，说道：〃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一个人一旦在18D条例（英国的战时条例，相当于我们的紧急条例）下被捕，就不会受到选民的信赖。英国亲纳粹的法西斯党领袖奥斯瓦德·莫斯利，曾经担任国会议员。他在被捕和被监禁之后，就不曾赢得国会议席。〃我以严肃的眼光看着他，说道：〃在你们的国家里，这样的人被看成通敌的卖国贼。在新加坡，当你被一个有英国总督和英国政务部长在内的政府监禁起来时，你便成为英雄和人民的斗士，名望马上提高。〃他问我：〃如果我实施这项条款，不准他们参加第一次大选，以便在内部完全自治的宪制下诞生的第一届民选政府在开始运作时有个更良好的记录，你是否同意？〃我回答说：〃我将会谴责这种做法，你必须承担后果。〃他说：〃我的肩膀够宽阔，能挑重担。〃不论在体型上和比喻上，的确如此。但是当我告诉他我会提出抗议时，我也强调这次会谈的结局未必就是这样。

经过五个星期的商讨，会谈取得成功，在肃穆的气氛中结束。

1958年5月我飞抵伦敦，准备出席13日起展开的第三回合宪制会谈。抵达时正好赶上下午三点半在下议院同波霭会面，然后乘坐他的汽车，于四点出席会谈。我们互相交换意见，我把个人对新加坡未来发展的评估告诉他。他问我林有福在下届大选中机会如何，我说林有福的机会逐月下降，他那伙人的实力异常薄弱，他手下的副部长在诚实和正直方面信誉很差，以致共产党对他和周瑞麟所进行的攻击，他完全招架不了。我向波霭明确表示，人民行动党在下届大选中预料会获胜。我特别提到内部安全委员会和它的成员。这个委员会有如一张安全网，确保新加坡不会被共产党接管。在委员会中，由于马来亚代表掌握决定性的一票，它所发出的任何拘捕令，在政治上是承受得起考验的；它不会直接损害到一个民选的新加坡政府。

现在剩下的工作就是如何解决细则问题罢了。这项工作虽是严肃的，却也是无须声张的。这期间，新加坡和英国双方都私下承认行动党在下届大选中多半会取胜，难怪我所说的话比首席部长显得更有分量。

从伦敦返回新加坡途中，我决定在罗马停留四天，再回来恢复日常的工作。我用一大半的时间在旧城游览，参观了古罗马会议广场遗址和维克多·埃曼努埃尔纪念碑等名胜。纪念碑有一幅铜铸浮雕，显示当年罗马霸权如何把版图扩展到欧洲和地中海。我一时想起历史上所有帝国，有盛也有衰；英帝国难免跟罗马帝国一样，会有没落的一天。

不过后来所见的一个场面，很有参考价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天早上，我信步走到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不禁感觉一阵惊喜。教皇坐在轿子上，由几名瑞士守卫抬着刚好出现。电视正在拍摄这个过程。就在瑞士守卫把他抬到教堂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