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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作者：李耀宇；李东平

这是一个自幼参加中国革命的普通士兵对其人生经历的私人记录。书中虽然没有透露重大历史事件的决策内幕、描写革命过程的奇峰险壑和波澜壮阔，但作为许多历史细节唯一健在的见证人，他忠实地记录了中国革命过程中许多稚拙平实的一面，革命领袖们即使在战争年代也从不缺少的普通人的一面，以及他们在平凡中显现的伟大和卓越的一面。对这些细节的解读，仍然引人入胜。

品味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什么是真实的历史和历史的真实。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我的长征

识字阴影

刚刚入川的红四方面军还没有条件统一着装。我仍穿着在地主家放牛时的破衣裳。战士们也跟我差不多，长袍马褂，各式各样的服装五颜六色。我那时个子还没有一支步枪高，营长让我空手紧紧跟住营部的小卫生员，甭丢了就行。

部队文书利用行军时间，见缝插针教全队的战士识字。他把收缴来的线装书拆散，用毛笔在散页背面写两个大字，如“红军”“穷人”等等，每次要写几十张。行军前，他把这些大字分别粘贴在每个人的背包上。行军中就像传口令一样，一遍遍的传诵。听父亲讲，文书是清江渡杂货店铺老板的儿子，念过小学，比我大十来岁。

在地主家放牛，看见富人家的娃儿斜背书包上学堂，羡慕极了，所以我的识字兴趣很高，一天记两个字，就像宣传队在崖壁上凿刻的标语一样，深深地印在脑袋里。不太长的时间，我认识了许多字。营部文书见我学习的积极性太高，悄悄地把我拉到一旁说：“你还傻学呢，就是学会了也说不认识，像你这样一天认识两个字，别人会说你是‘知识分子’枪毙了你！”我懵然不知他为什么这样说。

正当我期待认识更多的字时，文书突然失踪了。我打听文书到哪里去了，一位年长者悄悄说，他被保卫局抓走了，枪毙掉啦：“他有文化，就不是穷人家的孩子。”

当时许多人和我一样，还不知道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推行的极左路线，对知识分子极端的不信任。我只是想：红军一边教人识字，一边抓走识字的人杀掉！这样一来不都自己把自己杀光了吗？为什么？这个疑问加上后来的一些遭遇，在我心中留下了阴影，以致我不敢承认自己识过字，也不愿意识字。一直到延安还是这样。

这段日子中，我受到参加红军后的第一次处罚，也是唯一的一次处罚。

那天吃午饭时，我不小心把老乡家的瓷碗打碎了，慌忙报告司务长——我的父亲。他阴沉着脸说“按军法处罚”，命令警卫员拽我到碾谷场上，在烈日下罚站。火球一样的太阳烤了我整整一个下午，身上的汗水被太阳烤干，头昏眼花，摇摇晃晃几次要跌倒。炊事班长几次心疼地跑上来用身体替我遮蔽阳光，又几次被司务长喝令回厨房。

事后，炊事班长从地主家的竹林里砍来一根碗口粗的毛竹，用木锯截下一段带竹节的竹管，用刺刀又削又挖，制作出一只碧绿色轻盈结实的竹碗。

炊事班长将竹碗送给我：“得啦，这个碗你拴在挎包上，以后就不用四处借碗吃饭啦。”

红军回到通江附近的鹦哥嘴开始整编。从红军总部来人进行人员登记。我不会写字，父亲替我填写登记表，然后他给我念了一遍，反复叮嘱我：“娃儿，你要记住家乡的地名是巴中县清江区李家沟，将来你要还活着，还能找到家啊。”

整编之后，我和行军路上收容的两个小娃儿，被分配到野战医院。临别，爹爹嘱咐我：“你自己要好好工作，不要想我，也不要想姐姐啊！这里有饭吃，有衣穿，还有什么要想的。别人能吃苦，你也要吃苦；别人不怕死，你也不要怕。跟着大哥哥们一起走吧！自己一定要听话，自己不要沾便宜，吃点儿亏没坏处，哪个大人让你干啥，就干啥。可不要顽皮，要口甜。”

在川陕保卫局（1）

1933年底，野战医院的领导召集我们四个“小红军”谈话，他说：“你们几个人去四川保卫局工作吧，在后方安稳些，不要跟着部队在前方跑了。”在保卫局，我被指定为检察科的检察员，同来的伙伴分配到卫生队和修械所。

通江县城，石板街路凹凸不平，两侧店铺的商人几乎全部逃走了。红军造币厂熔炉里白银翻滚，白银融化后缓慢地滑入一只只模具，重锤咣铛一声落下，一枚崭新的银元就轧出来了。川陕苏区银币一面铸镰刀斧头和地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