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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木桥头，红军首长赞叹不已：“你们人小，主意可大啊，在你们之前，有战士摔下丧了命告诉后面的部队，不要逞强了，没有把握的就向小娃娃们学‘骑马过桥’。”

我们翻下这座险峰，沟谷里溪水清清，红军中的成年人和妇女儿童都扒到水溪旁，咕咚咕咚的地喝水声响成一片。

在毛儿盖，与朱毛红军会师

我们卫生队翻过邛崃山，经松潘转向毛儿盖。

毛儿盖位于松潘县城以西约百八十里，是一个藏民聚居区，约有几百户人家，平缓的山坡上布满石块砌成的平顶方型的碉楼。田地里的青稞已经黄熟，红军开始收割青稞。在毛儿盖，我第一次遇见红一方面军的战士。

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开进毛儿盖，我们都出来围观。中央红军疲惫不堪地走过毛儿盖小街，他们衣衫褴褛，面色青黑，许多战士的裤管和衣袖烂成布条，露出一根根肋条骨，病弱者手持木棍，慢慢地向前移动，看上去叫人好心酸。

一个多月前，两个方面的红军在夹金山会师后，中央红军接受了大量的米面盐巴，吃了几天饱饭，怎奈身体亏损太大，一时难以恢复。

“天下红军是一家”，兄弟相见分外亲热，毛儿盖的小街上，来自四面八方的红军相互攀谈，交换物品，乱轰轰的都是湖南话江西话湖北话四川话。一位江西小红军看见我挎包上拴的竹碗，要求拿给他看，他捧住竹碗十分喜爱，对我说：“这个木碗把给我吧！”我迟疑一下，点了头。他又问我，青稞面多不多？我挖给他一碗青稞面。

他眼睛涌起泪水，接过竹碗和青稞面：“谢你啦！谢你啦！”说着招一招手，蹦蹦跳跳地跑开了。

红一方面军宣传队站在一块高台上又唱又跳，庆祝两军的“毛儿盖会师”。一群藏族儿童少年和红军战士挤在一起观看表演。

松潘草原绿草如毯，牛羊如蚁。骑马放牧的藏胞穿着肥大的袍子，腰间挎一把弯刀，腰后挂一柄小刀，脚登高脚皮靴，威风凛凛。他们与我们迎面相遇，勒住马缰，睁大乌黑的眼睛，沉默不语。

毛儿盖无暇久留，又随方面军总部离开毛儿盖，横穿阿坝草原，进入阿坝镇附近驻扎。我们就像一群跟在领头羊后面的小羊羔，领向哪里，就走到哪里，对当时红军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激烈斗争毫不知晓。

大渡河上的丹巴铁索桥

1935年9月，我们这支卫生队跟随红军离开阿坝草原南下。总部派来一个班的战士随我们一起行军，负责我们的安全。

红军部队沿大渡河的上游大金川河顺流而下，经大金县城，进入西康省丹巴县。丹巴这个县城四周围拢着大山，从几条山谷里的河水会聚在这里，形成了大渡河。

丹巴城坐落在大渡河边，河岸峭壁之下筑有三十几间石头堆垒的房子，房脊斜面用石片覆盖，相当中国北方的瓦片。兔子尾巴一样长的小街通向铁索桥头。在铁索桥头。听见红军战士们吵吵嚷嚷，我们就要走过铁索桥，打成都去！吃大米去！我们这些小娃娃听了，高兴极了。好哇！又要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啦！

丹巴周围的石碉楼与阿坝地区相仿，但有五角、六角、八角等造型。石碉楼下宽厚，逐渐向上收缩。片石墙面，光滑如刀削斧劈，高约五六丈至十余丈。楼底层可圈羊牲畜，中层为锅庄，上数层贮藏粮食或杂物，顶部设经堂，四面插经幡，碉内四壁开窗，内宽外窄，瞭望四方极为方便清晰，窗孔居高临下，可射箭、放火枪，抗击劫盗。

丹巴铁索桥九根碗口粗的铁链，挂在大渡河两岸。红军攻克丹巴，四川军阀刘文辉所部撤退前，斩断了六根铁索，红军工兵将一块块半尺宽的木板捆绑在仅存的三根铁索上，木板与木板之间有半尺宽的缝隙。从铁索桥望下去，大渡河翻腾的旋涡，令我胆战心惊。

转年春天，红四方面军从四川天全县撤退。我们卫生队又攀登夹金雪山，又爬过大渡河的丹巴铁索桥。在丹巴附近的一处高原丘陵地带住了多日，半红半黄的土壤的丘陵梯田里清一色种植洋姜。洋姜繁茂，茎杆挺起一人多高。河流边三五户居民，空无一人，屋内的锅碗瓢勺摆放整齐，主人一定是匆忙之中弃家逃亡。我们砍来洋姜的茎杆铺在房屋的地面上，卫生队一百多人挤在三间石屋里。每天上山挖洋姜，在河边洗净，放入铁锅熬煮，无油无盐，一日三餐，天天吃洋姜蛋蛋。煮熟的洋姜蛋儿味道怪异，刻骨铭心般的留在我的记忆中，直至今日，已过六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