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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产鱼虾，只有活鳖。活王八成了延安唯一的鲜活水产，一下出了名。萧三的“洋夫人”也吃出了味道。

萧三一家刚来胜利食堂，多吃西餐，一家四口必要四块牛排。萧三的两个儿子虎头虎脑，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十分漂亮。慢慢地他们一家也改吃中餐，点一份炒肉丝，简简单单，吃饱为准。萧三夫人很会点菜，糖醋里脊、青椒肉丝如此等等。我们劝她：“你来吃点西餐吧！”

她连连摆手：“不吃，不吃！吃甲鱼！”

我们跟她开玩笑：“我们没有甲鱼呀，只有清蒸‘王八儿’。”

萧夫人也爽快：“我吃‘王八儿’！”长长的儿化音，逗得我们哄堂大笑。

独挡门面开饭馆

胜利食堂为招引顾客，购买了两副扑克，一副象棋。沙师傅把扑克像宝贝儿一样的收藏，只供给顾客娱乐，我们这些人只能玩一下象棋。史明爱玩象棋，爱看小说。他常常躲进一个旮旯，捧住一本厚书看入了迷。厨房里众人忙乱，才想起史明去哪里了？史明干活不认真，捏的包子下屉后，个个咧嘴流油，因而经常受批评。

胜利食堂门前就是延河流水。食堂里的年轻人一声呼喊：“到延河洗澡去！”扯下衣裤，光着屁股下了延河。我还记着四川溺水的教训，不敢下河洗澡。师兄师弟几个人捉住我的胳膊和腿脚，喊着一二三的号子，将我扔下延河。这是夏天，延河行着洪水，涌浪一下子把我扑入水里，我想着四川人告诉的遇水求生的窍门儿，屏住呼吸。一会儿，我浮出水面，喊了一声“救命”，浪头又把我卷到水里。史明在河滩上飞跑追赶，再跳进延河，把我拽上来。

“你真不会水啊！”

“我怎么说，你们都不相信嘛！”

“真悬了，差一点没淹死你。”

我说：“再往下面漂一漂，到了清凉山，非淹死不可，喂了王八！”

史明有主意：“今天的事儿，回去谁也不许告诉沙师傅。”

秋天的时候，武竞天来胜利食堂，他说：“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我们有个纺织厂，从上海、天津、武汉来的工人给我们提意见，说延安有个胜利食堂、西北菜社、中山菜社、边区菜社，我们工厂跟前连一个小饭馆也没有，想换换胃口都不可能。结果，边区政府派几个人，弄了个小饭馆，开张三个月，赔得坚持不下去，交给我们中组部了。老沙啊，你看你的哪一个徒弟能够独当一面，派他去饭馆。”

沙师傅说：“让小李，李耀宇去吧！”

武竞天说：“行啊，小李去那里，可不许跟人家打架！在那里不像在我们部里，人家是顾客，说好说坏，你就耐心听着，有什么问题给我们送个信。”

我骑一辆破自行车，走了大半天的山路，到了纺织厂。饭馆位于纺织厂门口，中间隔一条黄土公路。锯齿形的厂房里，机器的声音昼夜轰隆。

饭馆依山势而建，在漫山坡下，以公路为基准面，掘进一个簸箕形的缺口，两侧土壁上架设几根檩条，覆柳条“槟笆”，再覆谷草黄泥。实际两间棚屋。棚屋的三面土墙被煤烟熏得黢黑，棚里锅灶瓢碗样样俱全。还有两张土坯垒脚，上搭木板的“桌子”，凳子也是“死的”——　一根一根埋入地下的木桩。

纺织厂有几百名工人，老工人来自上海，青年女工来自各地。离纺织厂三华里，有一小集市，肉贩子按时送来鲜猪肉和猪骨头。我用猪骨头熬出两大瓦盆高汤备用。饭馆烧煤用纺织厂的，白面由延安送来。和面切条备用，若当天面条没有卖净，兑上清水浸泡一夜，明日和面继续使用。算过成本，喊出牌价，肉丝面两元边币一碗，炒肉丝、炒肉片每盘五元边币，还卖点儿零散高粱酒。

午夜，我封火睡下，常常有谈情说爱的男女工人，溜达到半夜，要来吃宵夜。他们在棚外喊：“喂，小老板，还有没有吃的？给我们煮碗面条。”我闻声即起，来者不拒。捅开炉火，有温在炉灶上的开水，两碗汤面瞬时做好。恋人们，头挨着头，眼对着眼，吃完香喷喷的肉丝面，连声向我致谢告辞。有一次，一位从延安赶来的知识分子，也是快半夜了，带女友来吃面，点了两个炒菜，斟了二两高粱酒，还有两碗汤面。临走结账，我张口就说25元，他稍稍楞了一下，付了账。从此再也没有光顾。事后，我还纳闷：咋地多要人家饭钱？要说公家的饭馆“宰人”，我也是祖师爷了。

每天夜晚，我把一天的帐目加加减减算一算，记个流水账。张秀岩大姐教我的算术使用上了。

1941年春暖花开时，中组部通知我回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