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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里工作。你们都是某一个部门的领导，人家不像现在叫你‘小李’和‘小鬼’了，人家称你‘李先生’，‘李局长’啦！平日休息了，大家说，李局长，三缺一，来打麻将。你不会，这怎么讲。那就不像今天我们的延安，你不会就不会，没有啥。那些城市人可就看不起你，说你是‘土包子’一个，你也就丢了一些领导的威信，也失去了联系群众，了解情况的一个场合。”

听李富春这么一番话，学打麻将事关重大，心也平静了。乐少华捏起一张“红中”问：“李部长，这块红字‘中’，是不是‘红色中华’的意义？”

李富春忙说：“哪里哪里，麻将可没有政治色彩！只有民间风俗‘红发白’可成一副牌，称‘小喜’，三张一色的‘红’‘发’‘白’称‘大喜’。大喜和牌加三番。老百姓见面常常祝贺，‘大喜大喜’。金银财宝，如意发财这种社会风尚，体现在麻将里了。”

李富春着重讲了“东西南北”风牌的几种作用。他讲顺风牌，我记得很清楚：摸到三张风牌，既可桌面上亮明，此后再摸到风牌，就可一从“牌尾”再摸一张牌，就像“杠牌”一样，称之顺风。

乐少华问：“李部长，这顺风有什么讲究吗？”

李富春解释：“有哇。老百姓出门送客，常常说‘一路顺风’嘛。为什么要顺风呢？因为你抓的风牌多了，都成了一堆废牌，不太公平了，废牌多了，让他们起一点积极作用，给你一个‘顺风’，增加一点成功的机会，这也是辨证法嘛。”

中组部的扑克牌是手工绘制的，捏在手里软塌塌的。

一次我和李富春配对玩扑克牌，李富春摸了一手好牌，他说：“小李，该你叫牌了，我可有好牌！”

我说：“怎么叫也不能打满一百分呀！”

李富春用手指做个“心”型：“你有没有这个（牌）？”

我拍一拍胸脯：“黑心！”

李富春兴奋地喊：“你叫一百，你不叫我可叫啦！”

王鹤寿在一旁抗议：“哎，哎，你们哥俩儿这不是明打嘛！”

李富春说：“得啦！也允许你们明打，公平合理。”

结果，我和李富春合作打成一百分，创造了一个记录。

每逢周末，我们经常搓半宿麻将，李富春关照我：“明天我们吃两餐饭，给国家节约一点，也让你睡个懒觉。”

我睡了懒觉再去通知陈云：“陈部长，李部长说了，今天吃两餐饭。”

陈云说一句：“你们打牌，让我饿肚子，不太公平吧。”

后来，李富春见我们迷上了麻将，又说，古往今来，麻将比不了围棋的水平，但比围棋更大众化，更具娱乐性，因而，也被用来赌博。如果整天耍麻将牌，忘了国家大事，丢了自己的事业，不尽家庭的责任，麻将就成了祸害。你们将来有权有势了，可要记住我的话，麻将既耍人，又害人啊。

在文化学习班里扫盲

到了这一年的秋天，我在中组部的小灶干了八九个月。武竞天安排我去学习文化。

文化学习班设在原女大校址，男男女女近一百名学员，年龄最小的约十五六岁，年长者约五十多岁。一男一女两位老师轮流授课。每日老师手持一张《新华日报》，朗读一段报纸上的文章，从中选出生字生词，写在黑板上，一撇一捺，一竖一横，讲解写字的笔顺，分析偏旁部首。同学之间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人抱怨听不懂，有人说太浅显了。没有学习用品，全凭脑子死记硬背。

星期天，我回杨家岭，李富春远远地打招呼：“小李来啦！找人打扑克？还是找人打麻将？”

我说：“我出来还没有要粮票呢。”

“得啦，打完麻将，跟我们一起吃饭吧，也看看你那徒弟的本事。”

蔡畅大姐问我：“小李，学习文化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有一点困难。没有笔，没有纸。”

蔡大姐拉住我的手，走进窑洞，给我找了二十几支铅笔，三个硬皮笔记本。蔡畅翻了翻笔记本，把几页有字迹的纸撕掉。她又把李富春刮胡须的双刃刀片用糨糊和布条粘裹了一面刀刃，她说：“为什么要把这边的刀刃糊上呢？怕割破你的手！你削铅笔时，把铅笔架在桌角，不要悬空削，那样容易削破手指头。”

同学们见到我带来的铅笔和本子，一拥而上，不由分说，把铅笔截成两段，笔记本撕成纸页，没有笔和纸的同学瓜分了。

老师给我们讲解怎样写书信，特别强调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