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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定要失败。战争年代，物质匮乏，为了保证党的中高级干部的必须的身体健康，不得不采取大中小灶的伙食供给制度。让徐老、林老这样的老人和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一样去喝小米粥，不但人情道理上说不过去，而且难以健康长寿。王实味的一些主张，博得学校里的青年学生的赞同，像我一样的中央机关勤杂人员都反对。

审查干部、清洗坏人

1943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杨家岭召开会议。毛主席在会议上发言指出：整风既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们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在延安，年内要完成审查干部、洗清坏人的工作。1943年要以工作为主，一边工作，一边审干。

毛主席的这次讲话后，延安整风转入审干反特阶段。延安的“敌情”骤然紧张，陈云、李富春、徐特立等人的窑洞前新增设了双岗。

杨家岭每天上午维持正常工作，每天下午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办公厅全体干部都集中到中央大礼堂，热火朝天地互相揭发，清查特务，常常晚饭也不吃，通宵达旦的清查特务！除了领导整风学习的总学委们，几乎人人过关。曾在白区工作，具有一定文化的干部更是审查重点，像武竞天、陶希晋、陶铸、柯庆施这样的中层干部也不能幸免。

我没有文化学历，历史清白，审干审不到我的头上，整个杨家岭的干部就数我吃得饱，睡得香，既不考虑如何去整人，也不担心被人整，悠闲自得。整风审干的领导人之一邓洁在大会上宣布：“从今天起，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的同志一律不准走出杨家岭的大门，谁有什么事情要办，去找李耀宇同志，让他替你们去外面办去，大家尽量克服一下，全力整风，清查特务。”

陶希晋很担心：“哎呀，要有了什么事情，谁能晓得？！”

凯丰有病，从不参加整风。毛主席十天半月，偶尔参加整风，他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整风主持人一旁。李富春主持整风会时，一讲就是一二个小时：“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就交待什么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康生主持整风会时，一双眼睛在玻璃镜片后面闪闪发亮。

柯庆施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整风期间，有人在中央大礼堂的墙壁上写“柯庆施是特务”。康生等人不去追查写标语的人，反而组织力量“抢救”柯庆施。柯庆施的老婆承受不住了，就跳井自杀了。

康生问柯庆施：“××年×月，有半年的时间找不到你，你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

柯庆施说：“我想不起来了！”

康生又问：“上海地下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柯庆施辩解：“我就在上海呀，隐蔽在我的‘关系’家里。”

有人追问：“你隐蔽在谁家，向大家说清楚！”

柯庆施说：“这不好说吧！”

陈伯达在整风大会上也很活跃，他带领几个人不依不饶，围在柯庆施身边又喊又叫，逼柯庆施讲清楚。

柯庆施不理睬围攻他的人，仰脸望着大厅的顶棚，一言不发。

康生见状大怒，挥舞拳头：“柯庆施，你！有问必答！”

众人随声附和：“有问必答！”

“有问必答！”

邓洁的夫人曾经失落过组织关系，由此受到怀疑，她被逼无奈，跳井自杀。

武竞天的夫人很和气，在凤凰山的时候，她就经常帮助我拆洗被褥。整风会上她反复被盘问“是组织让你去的？还是你自己主动去的？”彻夜忍受“车轮战”的煎熬。

有一天早晨，大灶的炊事员去水井挑水，发现井水里漂着一个人，捞出尸体后大家辨认出死者是武竞天的爱人。她受审数日，终于熬不住，跳进杨家岭的水井自杀了。

杨家岭上几个女人投井自杀后，邓洁让我雇佣个木匠，在水井口上装了一个木盖子，加了一把铁锁。

整风中的康生

延安的审干，对每个嫌疑分子或特务分子，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系统，供出许多特务关系，然后才相信为彻底坦白。

中组部一对夫妻，两口儿都姓李，1936年和1937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负责上海广州香港之间的地下交通，护送了许多党内重要干部。

康生在中央大礼堂里讯问他俩：“1936年、37年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