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部分(第2/4 页)

火了，扬言说要是陆军镇压不了叛乱就亲自带近卫师团去御驾亲征去，这才不得已而卖卖力。

在叛乱被镇压以后陆军也是还要想方设法保护为首者。直到昭和天皇又发了一次火，一定要杀首犯这才把几个为首的和两个帮腔的愤青文人给枪毙了，但还是保下了幕后黑手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只是把他转了预备役。

“2。26事件”镇压了下去，极右翼的皇道派从此一蹶不振，随着事件后“肃军人事”的进行，统制派完全掌握了局面，石原也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间。升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离参谋次长也就只有一步之遥，而且看起来似乎这一步也不大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天佑我中华”，有人在一边挖坑准备埋石原呢。

石原一举成名，成为后辈参谋们崇拜，模仿的榜样。而石原的那些后辈们，却只有升官发财的野心，没有石原的才能。你石原不就是搞了一个“满洲事变”就一举成名了吗？你会我也会，于是大家伙一拥而上，各种各样的“事变”像雨后的狗尿苔一样。把个石原给弄傻了。

真正要了石原莞尔少将的军人生命的，就是“支那事变”（7。7卢沟桥事变）。

从9。18到7。7；历史走过了六年。从沈阳到卢沟桥，历史没有留下过空白。

不要说石原莞尔自己的想法也是像风车一样咕噜咕噜转，就是石原莞尔坚持自己的思想，他也没有办法约束关东军，约束关东军的参谋们。理由很简单，就像石原的上官当年也没能约束他一样。

“满洲事变”并不是在1931年9月18日的深夜就全结束了。半年后的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在关东军刺刀的护卫下粉墨登场。1932年9月15日，在“5。15”事件犬养毅总理被杀害4个月以后，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满洲国”。

但是关东军没有就此停手。从1933年2月开始，关东军开始进攻热河省。4月10日，关东军突破了长城，铁蹄踏上了华北。到五月的时候，北平，天津的陷落看起来已经是时间问题了。“华北危急”！

1933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旧国联，当时的日本代表是外务大臣，后来的甲级战犯松冈洋佑，随员就是石原莞尔大佐。

在这种情况下，1933年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从9。18那天开始的军事行动，至此才告一段落。

《塘沽协定》将长城线和延庆和芦台间连线之中东西200公里，南北100公里，总面积相当于日本的九州那么大的区域划为“非武装中立区”，中国军队撤出了这块区域，关东军也与1933年8月7日撤回关外。

在“15年战争”中，从《塘沽协定》到7。7卢沟桥事变，中间大约有4年左右，在表面上看来中日军队之间没有大规模作战，被称为“休战时期”。

当时的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在战后的回忆录历史这样写的：“《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境界线，如果那时候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

停止得了吗？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三十二）

得陇望蜀，欲壑难填，这当然是关东军参谋们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关东军和天津军在这四年里几乎一天都没有闲过。《塘沽协定》以后，关东军以军事力量作后盾，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铁道，航空，通信，通商的不平等条约要求。这种外交事务，本来应该是外务省的事，可在当时，出头露面的全是关东军的各级参谋，外务省只是追认一下就行了。

这里提到的所谓“天津军”也就是“北支那驻屯军”，原来叫“清国驻屯军”，是日本在义和团动乱以后根据“辛丑条约”在华北驻扎的军队。因其司令部在天津，所以一般称“天津军”，以区别于以后的“北支那方面军”。这支“北支那驻屯军”在7。7事变以后就改编成了第一。）

这时候的天津军是“人才挤挤”。以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参谋长酒井隆为首，这两人战后全是战犯，可以说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全挤到一起来了。

这个酒井隆中国人不会陌生，陆大28期，当少佐时曾任日军驻济南武官，制造“济南事件”，杀害中国公使蔡公时的就是他，太平洋战争中指挥进攻香港的也是他，曾任香港军政厅最高长官，犯下杀害平民，屠杀战俘，强奸妇女等累累战争罪行，战后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