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1/4 页)

晚上我还没下班的时候。我１９６３年从耶鲁毕业，几年后，鲍勃也从那里毕业，在学校时我们没见过面，我们是在１９７０年在华盛顿的一个晚会上？熏由朋友介绍认识的。在那之前不久，《华盛顿邮报》把鲍勃借调给了马里兰州的《芒县警卫报》，他在那里可以获得报道经验，我那时也将从海军退役。那次见面后他给我打过几个电话寻问义务兵役的改革问题。那时我在为征兵处工作。我帮了他的忙，随后我们就断了联系。

鲍勃再次打电话时，他和卡尔·伯恩斯坦已成为白宫的首席调查员，并享有很高声望，我也领导着白宫内一群不安份的讲稿撰写人。那些日子，我通常不太跟新闻界接触，可鲍勃是熟人，况且他带给我最初的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实际上，他说：“我们有篇文章对总统很重要，齐格勒不愿跟我们谈，别人也不愿意。如果你们没人向我们表示你们的看法，我们觉得在报上发表不太合适。你们不会喜欢这篇文章，或许会让我们把它销毁，但至少你们得向读者表达一下你们的观点。”

他在给我递火药棒，我对水门事件知之甚少，根本就不知道导火线会有多长。我从内部又找了两个人：新闻署长罗恩·齐格勒和总统顾问莱昂纳多·加门特。他们认为我应该把伍德沃德秘密带进老办公楼，让他与加门特见面并单独会谈。不久鲍勃走侧门并与莱恩进行了交谈。

我甚至不记得那篇文章是什么了，但我们没阻止发表。第二天火药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上爆炸了，给政府造成了更大的破坏。至少莱恩能插了一则白宫的辩解文章。可以说，我、莱恩和齐格勒都认为伍德沃德的来访是值得的。他们认为鲍勃再来拜访的话，我应该跟他谈谈。

那以后，鲍勃有什么“最新”消息就会打来电话，我把电话接给罗恩、莱恩或其他有关的人。我们背后谈论着工作人员所受的折磨，我的苦闷显而易见，我得推测出他和他的报纸的走向以便通知内部其他人。他对我周围及白宫发生的一切有不同的反应，我发现从一个记者那里获得的至少要跟你给出的信息一样多。他年轻而充满理想，我们都极其担心总统支柱的坍塌。就个人而言，鲍勃不关心尼克松，因为那不是记者的工作，他真诚地关心这个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还发现，他在水门事件上的报导通常都与钱有关，这与我在内部听到的相反？熏他告诉我的要比我的上司更直接！

这不是我最后一次发现，记者成为我了解政府内部真实情况的最佳来源。白宫助手，就像总统一样，最好要把触角伸向外面，也伸向内部，否则就会被误导或错误的信息所淹没。

尼克松离开白宫后，我与鲍勃成为熟人，几年中，他的工作和正直赢得了我的尊敬。他极富魅力，充满自信，能从老练的官员那里获得消息，人们几乎是想把心里话告诉他。我不完全接受把他写的那些作为行为准则，他可能把细节搞错了，但是一般说来，他书中和《华盛顿邮报》上的报道都很可靠，值得密切关注。我确信，他只写那些他认为是正确的或得到可靠保证是正确的东西。他当然是一股使政府保持诚实的力量。

尼克松倒台后，华盛顿流行一个猜谜游戏：谁是深喉，也就是谁是伍德沃德所说的他在华盛顿的一个车库与他秘密会面并为他的报道提供关键细节的那个著名信息源。从那时起，被认为是“深喉”的人加起来足以装满扬基体育场，这些人从艾尔·黑格到霍尔德曼本人无所不包。

起初，我的名字也出现在里面，这使我感到很好笑。掩盖活动主要策划人前白宫顾问约翰·迪安也说是我时，我不再觉得不可思议。他没有任何证据，只是凭借我与伍德沃德在同所学校读过书就做出猜测。借用一个外交术语，我对约翰·迪安怀有“最低程度的崇高敬意＂，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首先他出卖了他的国家，进而又出卖了朋友。”当时卡尔·伯恩斯坦的夫人诺拉·艾弗兰很巧妙地回击了他，她写道，谁都知道，我６英尺５英寸的身高对于在车库见面来说太高了。

她可能还加上了别的朋友都了解的情况：我根本就接触不到总统争取连任委员会内部有关竞选资金的内幕，也得不到联邦调查局报告的细节，“深喉”却明显知晓这些细节。我住在弗吉尼亚北部，这也使朋友们更加确信我不是那个人。不能想象我这么一个爱睡懒觉的人？熏会在凌晨５点左右从床上爬起来，奔向首都，给伍德沃德留下第一版《纽约时报》作信号。

尽管如此，仍不时有谣言说我就是“深喉”，直到１９９８年，汤姆·布罗考还在全国广播公司说我是“嫌疑人”之一。对不起，汤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