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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移即是隋朝兴建大运河的原因。帝国需要一条便利的运输系统将南方边疆与首都连接起来，从而充分发挥南方产粮区的优势。隋炀帝在610年开凿的大运河，从长江以南的杭州直到黄河，向西连通长安，又往西北通向北京，今天的大运河只保留了从杭州到北京的这一段。

在理论土，均田制以定期向农民分配土地为基础，但实际操作的结果却很难说。国家太平，于是人日激增，这样农业人口与土地资源之间就失去了平衡，结果农民从父亲手中继承到的土地就达不到应有的份额，而且大部分都成了永业田。同时，皇帝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多，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这种情形与汉朝如出一辙。到了8　世纪上半叶，均田制显然己是名存实亡。这也是唐玄宗时国力盛极而衰的一个原因；不管怎么说，这时统治者废弃了均田制，此后也再未如此大规模地推行过这项制度。

官僚制度与科举制度

一套稳妥可靠的官僚制度对于中央集权的政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汉代以降，太学与考核制度逐渐衰亡，到了魏晋时期，统治者力图通过地方政府举荐贤才和九品中正制来选拔官吏，但豪门士族的子弟把持了重要的官职，并最终形成了“下品无士族，上品无寒门”的门阀制度。

直到隋唐时期，统治者们才摸索出一套防止富室贵族垄断权力的官僚制度。隋文帝重新确立了儒家思想作为大一统政权之意识形态基础的权威地位，进一步完善了汉朝的官吏考核选拔制度，并再次强调州、郡长官必须由朝廷委任而地方望族不得担任这一职务。

唐承袭并进一步发展。隋朝时的国子监和科举制度，同时亦在各地开设学堂以供当地学子求学之用，国子监的学生和地方举荐的人才则由礼部负责进行考核。科举分好几级，如“秀才科”考策论、“进士科”考文学及其他明经、明法、书法、明算诸科。不过后三种专业技术型考试只是用来选拔低级官员，而进士科则逐渐成为通向仕途的最佳也是最主要的途径。考中进士者在授职之前还必须参加吏部的考试，在文章之外还要考察其外表及言谈举止。另外，对于在职官员也进行类似公务员评审制的政绩考验。

这种繁复的科举制度发展得相当缓慢，直到8　世纪才完全成熟。但即使在这时，富贵子弟仍然比一般人更有希望通过科举获得功名。为考试需要经年累月地攻读经书，这只有富贵之家才负担得起。国子监的学生主要也是贵族子弟，地方举荐的贤才亦大多出身上层。此外，高官大员们往往享有举荐子弟、门生做官的特权，而这时后者根本无需参加不什么考试、

不过，唐朝的科举制度还是培养出一批汉朝从未有过的能吏贤臣：除了马上得天下的开国功臣以及末期的一些将相大臣，唐朝的中高级官员大部分都是进士出身。

公务员考稽制度是中国文明伟大的成就之一，而这种制度是在唐朝时真正建立起来的。由于科举成为步入仕途、求取富贵的最主要手段，有志从政者就必须接受同样的经书、文学教育，从而使全国在思想文化上也形成大一统的局面。由此人们也许会联想到近代大英帝国培养统治阶层的经典式教育。由于中国教育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儒家思想，统治阶级的头脑中充斥了各种伦理道德、忠孝观念和对礼仪的重视。在这种制度下，有文才的人得天独厚，往往成为政府最有力的拥护者，这与其他国家中政府最有力的支持者往往是政府的批评者大为不同。而平民百姓，因为有可能通过科举而同样步入上层，所谓“朝为田舍郎，暮入天子堂”，因而他们对现有秩序往往也表示拥护。科举制度的作用，不可不谓大矣。

当然，科举制度亦有自身的缺点。由此形成的对学问之膜拜，加上百姓对政府的一贯敬一畏，长久以来将中世纪的贵族政权没落以后的中国社会割裂为两大阶层。而科举考试偏重文学、历史和学术问题，使得统治阶层产生一种讲求考证、沉溺文学或一味好古的倾向，这对培养求实致用的思想是很不利的。这种制度虽然使中国保持了上千年的稳定，但是它同样也阻碍了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政府的构成

隋废郡置县，县上设州。唐时又在州之上设置了10　道（后增至15　道）。

为巩固帝国统治，唐朝还在水陆交通路线上设置了驿馆，这些驿馆10　英里为一站，官员凭符信在此打尖下榻，并可使用驿站的舟船马匹。此后驿馆也一直是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