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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主导地位的日本影响。日本是清政府改革派人士的榜样，而且到1　卯7　年为止一直是中国革命者的大本营。共和制的中国在东京上了第一课。正如前文所说，日本对中国近代教育、尚武精神和宪政主义的刺激是促进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总体因素的一部分。日本在这很短一个时期内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较之19　世纪的英国、1915　年至1949　年间的美国，或者50　年代的苏联的影响更为直接、深刻和久远。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日本在地理上与中国邻近，在文化上与中国相似。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在两国近代到来的初期，中国渴望学习，而日本则毫不吝裔于教授。而产生这种局面是因为此时两国还不存在关系国家利益的重大冲突。日本在1895　年到1905　年间崛起为强国，这使它不但成为亚洲诸国的楷模，就是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也为国势日盛而欢欣鼓舞。强国计划的初步实现，增强了日本以整个亚洲霸主的姿态领导亚洲各国扫除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势力、走建设近代化国家道路的信心。日本对当时的中国颇有兴趣，这在主张发展政治文化、扩张日本势力的领导人们于1898　年建立的“东亚同文会”及其他类似组织的组建纲领中有所体现。在东京和京都有研究中国历史的机构，在当时的日古台湾也建立了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在沈阳也有由日本南满铁路公司支持的中国研究中心，上海也不乏这类机构。为了推动日本越过朝鲜与俄国争夺东亚大陆的计划，成立于上叩1　年的一个极端爱国主义组织“黑龙会”鼓励日本探险者以学生、旅游者和商人的身份向东亚腹地渗透。出于国内政治策略的需要，在野的“立宪改进党”领导人也不断要求政府采取更加强劲有力的对外政策。其中的一些人对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运动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这种形势下，1898　年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顺利地在日本得到了庇护。康有为一度与“立宪改进党”创始人大限重信交往很多；此人于1898　年短期出任过首相；在日本引起对中国问题兴趣的“大限重信原则”就是他提出的。他认为，过去日本从中国接受了先进的文化，现在日本在近代化道路上先行了一步，应当帮助中国维护独立并实现近代化，以偿还日本欠中国的“文化债”。大限重信的继任犬养毅在居留日本的中国流亡者中间做了不少工作。1898　年他安排了梁启超和孙中山之间的一次会面，希望双方能够就以康有为为首的激进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反清革命者之间的合作进行商谈。但是康有为声明除非孙中山改宗做他的弟子，否则不一与之会面；更有甚者，康有为坚持的自己保皇态度，固执地效忠于他的光绪皇帝。18　卯年，他开始到处活动，在海外华人聚居区建立起他的保皇会机构，并募集资金办了一份改良派的刊物。老师不在身边时，梁启超一度考虑与孙中山合作，但被康有为及时制止。日本方面联合这两股力量的努力就此失败。1　义刃年之后，改良派和革命派尽管都因为爱国行为受到北京朝廷的通缉，两个集团却成了死敌。在这些年里涌现出来的许多领导人中，有两位最为人熟知，也为人们研究得最深。

两位主角：梁启起和孙中山

梁启超于19　（　X　）年至1901　年间游历了檀香山和东京，并于1903　年游历了美国，但20　世纪最初的ro　年里他大部分时间住在日本。早已是国学大师的梁启超此时大量吸收近代思想，用他雄辩、清晰、有力的文笔在各个方面写下了大量的文字，这使他成了当时最知名的作者和中国学生心中通向世界的窗口。从他先后主持出版的刊物名称的变迁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擅变：1898　年创办《　公意》　、1902　年创办《　新民丛报》　，1910　年以后创办《　国魂》　。1903　年梁启超年仅30　，但他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老师。此时康有为45　岁，已经到了不容易改变思想的年纪。梁启超尊他为“孔教中的马丁？　路德”和“进化论东来”前的伟大思想家。从他在日本吸收新学时起，梁启超就开始把中国问题置于世界史的背景中审视。为了给改良运动寻找理论支持，他选取了当时风行世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把中国漫长的发展史与各国做比较，他比较哥伦布、达伽玛和郑和，伊曼纽埃尔？　康德和王阳明，甚至还把上个世纪他积极参与的“今文”运动比做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希腊学术的复兴。一言以蔽之，他站到了传统国学的藩篱以外，以近代眼光对发展中的中国历史做出了重新评价。

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推行民族主义的普遍教育，他以此为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