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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1928年后，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军长兼师长、东征军第10路军总指挥、第9　集团军总司令。参加过1932年和1937年两次淞沪抗战。后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曾于1942年和1944年两次代表国民党参加国共谈判，素有“和平将军”美誉，是国民党内著名的主和派，其一贯主张政治解决党派争端。至于赫尔利这位美国大使又为何要亲自飞往延安，也是有原因的。赫氏此人此行主要是想以此来表示美国官方对中国和平和统一的关注程度，是为了促使毛泽东尽快赴重庆，同时也是消除中共对毛本人安全的担忧。

8　月26日，当毛泽东准备赴渝与蒋介石谈判的消息被一些解放区部队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得知后，尤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些地区的中共党政军负责人便纷纷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来了“十万火急！”的电报。在这些电报中指出：“蒋介石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又请毛主席去重庆谈判，这里面一定有个大阴谋！”

“请毛主席不要去重庆，顶多周副主席去就行了”

“周副主席现在也不能去，中央任何领导同志都不能去”

看完这些电报后，周恩来还告知毛泽东，不仅党的高级干部对赴渝和谈感到担心，就连延安人民的心也像系了一块巨石一般，感到万分的沉重。许多群众还聚集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宅前，请求毛泽东不要去重庆。有人甚至说：谈判自然可以，但是毛主席不能去。要谈判，请蒋介石到延安来，咱们保证和西安事变一样，让蒋介石有来有去。还有一些人激动地说，“蒋介石最不讲信义，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现在他却高喊和平，电邀主席谈判，更是心怀叵测，而主席你竟然不曾三思，贸然前去，莫非是要学宋江的样子，接受朝廷的招安不成。”

听到这段议论后，毛泽东说，我们赴渝与宋江不同。宋江本来就是朝廷的小官吏，只是在官场中混不下去才造反的，后来朝廷又许了他大官做，宋江受招安就不足为怪了。而我们共产党人则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决不会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而出卖广大的人民群众。

当听到周恩来提起一位从井冈山开始就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的老同志说，江西五次反“围剿”，万里长征，八年抗战，毛泽东总是和我们在一起。现在，却要去重庆和国民党谈判，万一有个闪失，给党的事业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的反映后，毛泽东神情立刻严峻起来，他指出：“如此看来，我们有必要向延安和解放区的广大军民，分析一下日本投降以后两个星期内中国形势的发展，说明一下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以及在谈判中准备作出的某些让步，连同对谈判结果的两种可能情况和对策。总而言之，我们既要告诉广大军民没有必要为我们的安全担心，也要告诉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

这一天，中共中央再次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报告了25日整夜讨论的意见，并且宣布了自己准备亲赴重庆谈判的决心。毛泽东说：“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他还说：“由于我们有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至于去重庆谈判会不会形成“城下之盟”的局势？毛泽东也有充分的考虑，他说：“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他还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即：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是“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危险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决不怕。”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们最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并于当天向党内正式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通报，以统一全党对国共重庆谈判的认识。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党内通知。它说明了争取和平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给解放区军民吃了一颗“定心丸”。《通知》指出：“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