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1/4 页)

不顾整体；只想救自己，不顾全局。结果每一战役都是因小失大，决策一再变更。这种矛盾斗争贯穿着蒋军作战全部过程，加速了蒋军的灭亡，同时也大大缩短了解放战争的过程。

三、以赴刑场之心情上战场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８日，我从葫芦岛指挥蒋军撤退完毕，回到北平。９日正午，傅作义约我到华北“剿总”司令部吃饭，席间傅说，８日冯治安部何基沣、张克侠等率部“叛变”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思想上非常混乱，马上问傅：“徐州各部队的情况如何？”傅说：“大概都还在徐州附近，详细情形我也不太清楚。”

我听了既诧异又恐慌，心想蒋介石为什么决定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而到今天仍未实行，这样说“徐蚌会战计划”已失败了。这时我的恐惧心理一直上涌，觉得徐州战场好像一　个“刑潮，我一到徐州，不是被打死，即是被俘，思想上萦绕着去不去徐州的问题：去则大势已去，处处被动挨打，毫无办法；想称病到医院去治病，既怕对蒋介石失信（１１月３日复信给蒋介石，同意到蚌埠去指挥），又怕已准备好即将起飞，忽然不去，别人也会笑我胆怯避战。同时又料定：东北解放军马上入关，共产党将在一年内统一中国，我的事业生命也将随着蒋介石的完蛋而完蛋，活下去也没有什么希望。于是决心还是“从一而终”，愿意牺牲自己为蒋介石“效忠到底”，先到南京再说。

９日晚，我到了南京。为了想了解徐州全面情况，立刻到顾祝同家中。这时顾祝同正同徐州刘峙（或者是刘的参谋长李树正，我未十分弄清楚）通话，我听到顾说：“叫黄百韬在碾庄圩待命，等明天午后官邸汇报决定后再通知你。”又说：“光亭在这里，你同他讲话吗？”顾把电话交给我，等了一下，刘峙在电话中说：“光亭！你快点来吧，我们等着你！”我说：“等见老头子后再说。”我又问：“黄百韬的情况如何？”刘说：“现在主力已退到碾庄，敌人已到运河以东，黄兵团过运河桥损失很大，现在稳定一点”（其实这一天晚上，解放军已渡过运河及不老河，将黄百韬重重包围，而刘峙和顾祝同尚在梦中）。我把电话放下后，顾祝同对我谈了何、张“叛变”、徐州险被“共匪”乘虚而入，他今天一天就忙于将临、韩等地李弥兵团的部队调回徐州巩固防务，并令邱兵团且战且退，向徐州集中等情况。

顾说完后，我以惊奇的口气问顾：“为什么徐州附近我军主力不照徐蚌会战计划及早撤退到蚌埠呢？”顾似乎觉得我在质问他，很生气地说：“你讲得好！时间来不及啊！李延年未撤退回来，共匪就发动攻势了。”我看到不好再向顾追问下去了，把话转到葫芦岛撤退的方面。顾一再委婉地劝我明天参加会报后，就到徐州去指挥，我答“明天再说”，就回到中山北路我的办事处。

我在汽车上想：今天到南京，看到听到的都是不祥之兆；南京大街小巷都在抢米、抢面，警察看着不敢过问。徐州的军事部署又未照原计划执行，形成未战而先溃乱丧师的局面。

我想不去徐州，又不敢擅自离开南京，怕触怒了蒋介石。希望我的老婆今晚由上海赶到南京，明天我睡到床上，由她出来说我腰腿疼的不能起床，不能去徐州。一到办事处，就问我的弟弟杜子丰：“秀清（我老婆的名字）什么时候可以到？”

子丰说：“三嫂说她不来。”我觉得又失望又难过，坐着胡思乱想，不知如何摆脱这一厄运。我弟弟见我坐着发呆，一言不发，就同我谈了一些东北蒋军完蛋后各方面的看法，认为蒋氏王朝已朝不保夕，劝我也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了。我觉得他的意见有道理，但是想来想去就是想不出脱身之计，怕对蒋介石“不忠不孝”，只好还是一言不发。子丰又说：“听说张长官（治中）来南京，同邵力子先生主张和谈，你明天见文白先生探探情况。”我说：“好！你打电话约好时间后我去。”

１０日，张文白约我下午３点钟谈话，“总统府”武官处通知我４点钟参加官邸汇报。我上午见了何应钦，谈了东北蒋军复没完全是蒋介石一意孤行的结果（详见我写的“辽沈战役概述”）。何应钦慨叹不已，力劝我到徐州指挥，并支持我的一切作战主张。我觉得碍于何的私人情面，无法推卸，就请何拨我一辆新吉普车，供战场上指挥之用（其实是想在逃走时用，免得抛锚被俘）。何也马上应允，后来将他自己的包车给了我。

午后３时，我见了张治中，陈述了东北蒋军惨败的概略经过和徐州也搞得十分混乱的情况。我说蒋军不能再战。张也认为不应该再战。然后我问张：“听说长官和邵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