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1/4 页)

**

第一部分：迁移的初步引言

今天是1948年10月4日，我开始整理旧稿，重新书写，追溯到24年以前起头的一桩故事。这故事远大地说：向上追溯，关系5000年以上，下垂可以到世界不曾毁灭的时期。缩小到对我个人来说：从1924年一直到现在，24年之中，经过了多少兴奋与懊丧，斗争与忍让，从少壮时一直到白发苍苍。

历尽了多少艰辛，其间还经过了一段对日抗战将近10年的流亡，死去了一个同患难而观点各异、亲而不信的总角之交。

我身居最高幕府，国民党行政院。深知这里的是非不分，黑白不辩，功罪由人，莫名其妙。以一个冤案的渊源而论，起始于18年前，这正是一方说成功，而一方要走向内争与失败之路，庄子说的“方中方昃”，正是此理。

以本人而论，被牵于二十六年，我意在为公，从井救人，情迹甚显。1945年抗战胜利归来，枉法之徒，却依然雄踞高位，肆意迫害。我们理直气壮的朋友，却处处退让，令我始终孤掌难鸣。1948年忽然天网恢恢，那个惟妇言是听的卖友承欢的妄人突然死亡。那些依仗狗势的法官，觉得失去了凭借，恐惧反攻，突然来了一个援据，所谓一“大赦令”且没有经过公审的“特赦”终结此案。

远望长空，一片漆黑，对于一般的是非黑白，却也是还在看不见的时代。那一帮卖友求荣以及吮痔舔痂者流，还正拥踞高位一手遮天呢！因此，我只得用纸笔代喉舌，留待将来，总有天亮的日子！我在这里“待旦”，我并不着重为自己鸣冤，我却认为“多此一举”，是有益于天下后世能够了解此一段故宫的始末渊源，则余愿足矣。？

第一部分：迁移的初步驱逐溥仪出神武门决议（图）

现在，我要提明了，我这所记的，是北京神武门的故宫，从1924年11月驱逐清废帝溥仪，将它改成故宫博物院的一段故事。

我那时33岁，正在盛年，按说在那一片政治乱象的非常年代，本应以一支秃笔，靠书画诗文，隐遁逃避，独善其身，终其一生。却反而在时局的制约之下，蒙当时执政的诸多大人物抬爱，欲以文吏治国，请我做了北洋政府内务部警政司的第三科科长（注：当时没有公安部），主管的是外事警察，以及地方治安，并且兼着许多公职。其时北京市政府还称市政公所，我也兼着坐办，相当秘书长。其中的主要责任，乃是对废帝溥仪与“清宫”事物的监管。

溥仪久居宫禁，颇不安分，与张勋、康有为等清室旧臣阴谋串联，常思复辟，造出很多事端，且将宫内宝物不断移出宫外。此些事情恰在我的管辖之内，由于事涉重大，我毕竟一介书生，哪里经过如此复杂的局面，倘若真出变故，非同小可，杀头之罪姑且不谈，国家颠覆，天下大乱，祸延百姓，腾笑世界，则谁来承担？

为此我多次向上呈文，提议按照清室退位时签署的优待条件让他迁移出清宫。但当时一班高位的主政者，都在清朝做过高官，受过圣上隆恩，还有“故主之思”，暗暗抵抗，不能这样做。

我生在清末，13岁考入浙江大学后因父曾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任职，帮助策划“洋务运动”，我转学至武汉的“湖北方言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学的是英文专业，毕业时不过19岁而已。

我有一位昔日的湖北方言学堂英文系同窗，大我11岁的易寅村（培基），他以孙中山先生代表身份来京与苏联公使加拉罕谈判庚款分配，每次来都是住在我家。这次，他因为公务，又为避免耳目，他要我给他在我家近处找一个旅馆。我给他安置在我家胡同隔壁的一家公寓，地点是在南河沿，名叫大纯公寓，离我家不过百十步之遥。每天给他送饭菜，他无事则来我金钩胡同家里坐谈，常常谈到溥仪出宫的问题。那时，正是冯玉祥“叛变”了，班师回朝，驱逐了曹锟，黄郛组织了摄政内阁，易寅村出任了教育总长。

1924年11月5日下午，寅村匆匆地来到我家。他那时已经迁居到后门井儿胡同，不同以前的每天见面了。那日一来，就兴奋地告诉我说：“你平常谈的要请溥仪出宫，昨晚我们深夜开了一个会议决定实行了，组织了一个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推举了李石曾（煜瀛）做理事长，会内除少数专任的职员而外，聘请许多专家以及各机关有关系的人士做顾问，政府各机关规定每部派二人为助理员，内务部自然要派，你来吧！”

我听到这消息，当然非常高兴，也感觉很有兴趣。同时心里也暗思忖，倘若溥仪不思复辟，守纪守法，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