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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好久，看看没有人再来奏事，她忍不住问奏事处的太监：“今天怎么再没有奏事的人了？”？

“国事已经归袁世凯了！”首领太监碰头回答，“太后请只问家事！”？

“太后默然了，面色非常难受。”刘某又说，“今天这些孤忠遗老，那时一个也没见。大约列朝亡国，都没有这个样子罢？”？

邱和来说：“从那时到今天，因为亡国尽忠捐躯的人，一个也没有，就是前天神武门饿死了两条狗！”

陈去病先生矮小纯笃，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是老同盟会、老国民党，同庄思老、吴稚老都是清代南菁书院的高材生，后来结了一个叫做南社的诗社朋友，我是因为故宫这一场合作认识了他。后来他在镇江焦山修《江苏省通志》，又同庄先生共事一直到死都没有做官，我们也没有再见，这是我在故宫认识的诸位之中印象最好，没有遗憾的一人。

第二部分：成立故宫博物院学风官风（1）

上文是一段清宫接收开始。同清室内务府因为点查物品的纠纷费了一番唇舌之后，段祺瑞执政方面有了批示，其他人已经没有方法再推翻清室善后委员会这个组织了。某些反对者只有悲愤交集地在旁边生气，委员会则积极地着手点查宫内物品。这是集合学校与政府机关的全体参与人员合作，大家觉得是一桩有趣希奇的事，都是贴车钱尽义务来工作，偶尔委员会预备几桌午餐、或者烧饼镘头之类来招待大家，然而多数自理。好在多数机关公教人员，那时至少各人都有一辆包车可坐，自己都有公馆，食住不成问题。

在此合作的朋友，都有相当地位，生活也还优裕。“故宫”作为清朝的首善之区，其实并非尽善尽美，反而是个阴气弥漫的地方。在此地工作，进来先要走一段北风刮面的甬巷，有的地方，多年都没开门，甚至有一个什么宫（名称忘记了），在乾隆年间一直封锁到现在没有开过，其中尘积蛛网，鬼气森森，宫殿之内，照例不能生火，寒冷到不能忍受。

点查的担任地点，都用抽签来决定，大家不能挑选，也只有硬着头皮忍受。为什么要来呢？自然是急公、好奇、好古、有趣，合起这几个因素来自动愿意参加。有人问：你们为什么这样急公好义做这样一点报酬也没有的工作，一定是想偷点东西无疑。我听了很生气，这种人当然他的品性上没有以上我指出的那几种因素，然而可见我们这一班参加的人除了吃苦以外，还要负一处名誉上损失，这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上，真是除了“生得贱”而外，没有什么可以解释了。

我自然不能说这样卑劣思想的人一个没有，但是我除了担保着自己，我当时对于大多数的同人都是这样想。或者有少数不良分子，当时确是因为规则相当周到严肃而不可能，有以为不合算者慢慢地他自己也就不来了。？

于是我们要问到：同人既然这样来去自由，大家都没有酬报，这事业如此艰苦，假使兴趣过去，一哄而散，怎么办呢？

不！他们是一批行政方面执行经常事务的人（后来我也身当其任），因为委员长李石曾在北大任教，所以以北大为中坚，在最初的时期，高级一些的，都是北大的高级教职员，有如我这本记载里的主要分子，如李宗侗（玄伯）、沈兼士、马衡（叔平）、袁同礼（守和）、俞同奎（星枢）五位，都是后来故宫博物院掌握实权的人物，都是北大当时的重要教职员。此外易培基（寅村）、庄思老、张继（溥泉）、江瀚（叔海）同我，则都是以政治地位的外串，在当时并没有掌握内部的行政，却有比较密切关键的作用而已，其余的暂时不提。

那末，低级的职员，当时都是北大的，一般不是职员便是学生了，当时他们有无收入，我还不得而知，后来这些人都是有给职了，但是不甚丰裕而已。

写到此地，我忽然又想起一个插曲，且把它记在下面：

在点查的时候，点到一部《春秋左传》，记录物品的当然是一个北大的学生或者职员，在点查的人告诉他《春秋左传》四个字的当时，他一个一个字的问：怎么样写？讲了多少遍，还改了多少次，方才写成功。

另外一件故事，是一个教授当组长，也有一些学生在当点查，他们点到一件彝器（后来据说是周尊）在点查报告上赫然大书“黑铜痰盂”一件，真是滑稽透顶。这当然不是考古学的教授与学生。这个文书科的职员，在会议上写记录，满头大汗，一蹋糊涂。我问起他的来历，说是北大的文书员，被赠送了文科的学位。假使此语不虚，我是不禁为此大叫屈的。不知道这亵渎北大文科的责任是应该谁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