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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正当阴历的五月端午节快到了，本院穷得要死，亳无办法，下级职员自然而然地起了索薪的风潮，还有外在、内在的挑拨离间许多人事关系，复杂得不可开交，我们担任总务的委员同会长江叔翰先生自然是义不容辞地要应付这一个难关。因为副会长庄思老尚在病中不能理事，还有东方汇理的前帐未清，叶誉虎先生是新任，还没有来正式就职，是实际不负责任，都不便相烦，于是我直率地同江先生商量。

我先命会计方面计算，最少的薪津应付一下，5000元大致够了，所以我对江老之子说：“他能不能替他老太爷设法筹借5000元来应付？”

他说：“这倒无不可，但是如何归还呢？”

“那倒容易，”我说，“阴历端午节，不多几日了，我们布置一个故宫特别开放，必定有一笔特别收入，就指定作为担保。”

他问：“可以吗？”？

我答：“自然，我可以先取得同人的同意。”

他自然义不容辞答应了去筹借，我一面吩咐了会计方面转达同人，大家同意了这个办法，仍旧由会计课拟具了书面签呈批准了照办。

5000元借来了，照着成数，职工都得一部分薪给过了端午节，大家都似乎还满意。端午节到了，大家赶着特别开放三天，游人熙攘得很，收入相当满意。

到了第二天，收入已经超过了借款5000元之数，会计课又预备了补发同人的薪水，对5000元的问题请示。他们直接送达江会长公馆，江委员没有签字，江会长批了：“请吴委员核。”再送到我家。

我自然明白江会长的意思，况且当时是我的请求，无异我的担保而经过了同人的同意，应该先行归还借款。于是我亳不犹移地批了：“先行提还借款5000元。”发还了会计课。没有想到：同人起了反抗，他们主张“全发薪给，借款再说”。我坚持不可，他们坚决反抗，此事僵持不下，一个课长齐念衡为首主持，这齐念衡也是北大带过来的马馆长的人，在维持会改组之初，他无日不来我处，供给院内各方情报，表现一个干员的姿态，我也以为可用，后来渐渐发觉他的行为不大纯正，故而疏远了，因此他也大不满意。

我感觉有些棘手，与江翊云商量召集商务会议，而北大的先生们，似乎有意要看我们的笑话，一个也不到，我们更为难了，抑止了自己的感情，改为请客在东兴楼，我同翊云作主人。

这一下，客是请到了。陈垣先生非正式地代表北大先生们发言，不客气地声言：“开会我们是不来的，吃饭总要到。”我们只有忍着气不答话。

开始吃饭了，东兴楼的菜相当可口，主客津津，而故宫来报，同事们为了5000元的问题，扩大风潮，开始主张罢工，已经到了午后开放的时候，开门站岗的执事都不到，游客无法入门，空气紧张了。

我们席间的贵宾，不能不开口了，他们以陈垣为领头，马衡、李玄伯、袁守和等等，异口同声地责备我们处理不当，什么“官派”哩，“官僚”哩，尽量在题外发挥，不及本事。总而言之：我们是请了这帮贵客来润喉调舌、教训我们自己的，只能委之于时日不利的厄运，我们知道这一番动作，是预有组织经过接洽而来的，我们知道不可与言了，我们争辩什么？只有忍受着保持主人的风度。

第二部分：成立故宫博物院索薪受窘（2）

我出世30余年，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的怪事，江翊云做官更得意，更比我大，自然更没有受过这样委曲。他送客回来，立刻对我发话了，他说：“景洲先生：我们这里不是在做官，我们为什么受这样肮脏的气？我是为了老太爷不能不出些力；现在，我是不能再忍受了。我不干了！”我此时是与他同一情绪的，自然谅解他。但是，他一生气，我不能不稍为冷静一点，我于是勉强抑制着自己。

当时在故宫任职也确实不叫做官，只是对文化的追求。“惟其因为不是做官，我们所以只有忍受。”我答复，“我也没有想到他们这样不分皂白！我们再说罢。”我们就这样散了。

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正与江翊云有些不同，我还是积极的，我也不肯假意说出不想再干的话。我不是为了老太爷，我也不是为了庄思老，我也不是为了任何人，我甚至于也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故宫博物院这一桩事业，我是为了我们一班同人手创的一桩有意义的事业，我既不是为了什么人干，又如何为了什么人而不干呢？我始终没有拿他们当作另外一批要在我们手中夺取这一事业的敌人（虽然我知道他们有些当我是敌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