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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说，“君子不党，当初参加国民党，那是因为张继的拉拢，送给我一个党证，总不能不要吧！我为了易培基得罪了他，如今党证已被他们收回，还交了30大元退党费。至于共产党，更加与我不相干。”

“那共产党人李大钊的女儿住到你家又是怎么回事呢？”

果然他问到了这件事情。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我被郑控走申协议（8）

“大钊先生的女儿李星华是我长女吴珊在中法大学的同班同学，两人关系甚好，她家在唐山，北平没家，经常在我家吃住，她父亲被杀之后，我女儿把她接来我家。这女孩善解人意，怕连累我家，几次主动搬走，又被我的女儿们硬留下来。你是知道我的为人，对这种事，我怎能不管。怎么，这难道也算犯罪吗？简直是笑话。”

“那易院长跟共产党的毛泽东又是什么关系呢？你不记得大约10年前北洋政府因为通共罪名通缉过他和李石曾先生吗？”江大律师继续问。

我听了以后，连连叹气。

“当然记得，亏得张继还跟孙中山闹过革命，还是个中常委，怎么如此的无聊瞎胡闹呢。跟共产党认识如何，不认识又如何，孙中山联俄联共，认识的共产党还少吗？这明明是想害人找不到把柄，胡乱来吗？”

“如今情形不同了，国共成了死敌，如果现在易院长跟他们还有联系就麻烦大了。”

“据我所知是没有的。过去他和毛泽东的情况，倒曾向我提过。那是他从湖北方言学堂毕业后，去长沙第一师范当了校长，教过毛泽东国文，对毛泽东很欣赏，1919年还带着毛泽东率领请愿团到北京炮轰军阀张敬尧，后来真把张敬尧轰出湖南，1921年毛泽东向他请假去上海开会，本来毛泽东已成了课任教员不能走的，易院长却特批他去。过了很久，才听说毛泽东那次去开的乃是共产党的代表会。不久后易院长不断升迁，早已失去联系。”

“原来如此，只要没有联系就好，免得再生麻烦，但你们两位政治态度显然已经在案。”　我说：“那有什么关系，我布衣一介以画为生又不想搞政治做大官，由它去好了。”

还有一次正式审判庭呢！又得受一次侮辱，我由帮助地位而身被罗织名列法网，实在是怨哉枉也！要是真够称为一个国家的法庭，法官若真能凭公正立场审度是非。我不应当计胜败，都得守法。现在，显然的不是。

一个下贱的女人，这样堂堂的司法机构下的国家官吏，凭她的喜怒来审案、定是非，岂但是我一个人的耻辱？这是整个国家的耻辱！我是一个堂堂的国民，我应该抗议！我应该反抗！但是，我们许多同被压迫的人，都在逃避！比我力量大的人，这个案子的中心人物都在逃避！我本是一个旁人，因为路见不平，些微主持一点公道，以致惹祸受着迫害，眼看着只有屈辱，绝无胜利的希望，徒见其阿Q而已！那姓李的检察官，他知道是错误，以一个法官的立场，打着司法独立的照牌却在间接地执行一个娼妓不如的下贱女人的命令。他忍受着，因此一面托人向我打招呼，检察长祁谨庵又托人向我保证不致使我过分屈辱。

他们是善良的，他们的良心也受着委屈！事实上他们同我一样地受着压迫与耻辱！这是一个如何严重的问题？我们如何方能达到有效的纠正？我知道没有希望！唯一的办法，尽力减少牺牲，一面做着弹性的抵抗，减少不必要的屈辱！待时！

我凭以上的思索，拟定了一个策略。在最近的敌人进攻的步骤上，就要公审了，这法官何人，是否与李检察官一样内愧，一样对我表示同情减少我的被辱呢？还是尽量为了升官发财，采取郑烈、朱树森的办法来拍马舔那女人的屁股呢？我实在不知道！而我的必须败诉，来做他们的面子，已是铁定的事实！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张吴交待我走武昌（1）

此时到了1934年的3月，故宫又订于4月4日在南京开理事会，张静江先生要辞理事长而由蔡孑民继任，马衡要实授院长。这都是依照张继的主张。

因为我是管理事会的文案，张静江打了一个电报给我，要我带了理事会的案卷到京办移交。

一方面张太太崔震华又提出了缓兵与暗渡陈仓之计，她要保证通过那上面所说的两个提案。她说：“只要那两个提案通过，以后易寅村与李玄伯不许再神气地坐了汽车招摇过市，那就万事全休了。”

一般以为这个条件似乎简而易行并且空洞。两个提案，静江当然本身已经不愿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