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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初说：此次大赦案，本拟列此案，现在没有，但是尚可加入，我之主张“不认要赦”，因为根本无罪，赦是侮辱。潘则谓“赦更干净，可以失去对方揸拿一点”，仍无妨于反攻。（此层是否再须研究？吴宪老说：“罪可赦，则脏如何？”此语确极重要；然则，求赦亦不可得也。）是格外小心之意，或者玄伯先生必替成此说，我尚期期，如多数以为有利，则勉强从同耳。

最后第四，方式问题：我以为漱平亦可出马代表父亲，名正言顺；玄伯不必说，我自然附骥。（发动方式，为分别起诉，一致进行。）《四进士》的宋士杰说：“打一仗热热闹闹的官司。”我们何妨在更大的戏中，唱一出不大不小的小戏为之插曲。

你们两位的前途，较之区区，实重要胜万万也。宪老亦甚替成此事，谓明日将赴沪，约我同晤稚老，并尚不知两位之意，故先以书闻。薪初亦云拟来沪一读。如有意，请见示，来一个会谈如何？不一一。敬颂春厘。

？？启　景洲　一月二十五日

请先一探稚老意。应在玄伯北行之前。此函可呈稚老一阅，是否并呈石曾公，则请尊酌可也。

前函请问在申保存我方全案之律师，各件是否无恙？已问明未？乞复。

又及这一封信发出之后，他们仍旧没有痛快决定的回信，我知道他们都在拖宕，吴稚老当然也还以为没有到时候，我孤掌难鸣，只有一叹。最可气的，我信尾所提及的某律师，是抗战前托他负责保存这全案文件的，吴稚晖屡次对我说：“他绝对负责保存，决无问题；而且此人就是李石曾世界书局的法律顾问。”

但是还都以后，我屡次书面、口头问他们索取全案文件，一直没有答复。最后李玄伯说：“已经问过这位负责任的大律师，他说：日人控制时期，恐怕不便，已经全部焚毁了。”此乃所谓“负责”！也不知道对日本人有什么不便？其中又是什么鬼？只有天晓得！我这个受了如此大冤枉的书呆子。真痛心我国社会上现在的所谓“信义”！？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张继死亡　郑烈危惧　大赦与抗议的纠纷（1）

1947年的冬天，国民党在撕毁新协约之后，又完成了什么新宪法，选举什么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之类，一帮政治垃圾有如趋炎附势的苍蝇蚊蚋，终天终夜嗡嗡地钻营争夺着，张溥泉（继）奉了太太的命令替她一帮狗党狐群在奔走，据说辛苦非常，某一天忽然得了暴病，不到几个钟头，大声怪叫痛极而亡。也算对他太太的尽忠报主，若照吴稚晖说真有阎王，一定也是易寅村活捉去了。难道不能说是“鬼迷张天师”？？

这样一大块行尸走肉的冰山倒了，一大群偷鸡摸狗的捧臂人着了慌，尤其是郑烈，他更急切地要实行他们的特赦工具来了结这一案，终于到了1948年1月9日我们在《南京人报》见了一段小小的新闻，题目是“易培基案不予受理”，内容写着：

易培基等检察官提起公诉，（原文如此）刻刑庭已宣告判决之侵占案，由地院对被告易培基、李宗侗、吴瀛之判决主文称：“李宗侗、吴瀛免诉；易培基部分不受理。”

判决理由两部说明：一、李宗侗、吴瀛部分，查该被告等于民国十八年分任北平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及简任秘书时，共同将职务上保管之故宫古物陆续侵占入己，经公诉在案。惟犯罪在二十六年以前，依刑法第二条第一项，自无惩治贪污条例之适用，应按刑法治以侵占之罪。但三十六年一月一日业已赦免。二、易培基部分，被告死亡，应渝知不受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五条五款有所规定，并经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稚晖）证明，上海地检处查明在案。

这当然是一个奇谈，天下哪有不经判决而忽然赦免之理！原案易培基是主犯，现在忽然倒置。他是不受理，那就应该整个消灭。我同李宗侗又忽然升为主犯又变成业已赦免了。

我当然不能忍受，他们不在主要大报上发表而仅仅在一种半开纸的《南京人报》上登载一下，也就是一种“暗渡陈仓”的法门，我那时在行政院，他们都知道，据潘新初告诉我，他们仍旧故意作为“不明所在”而不送到。也可见其可怜可鄙、心劳日拙了。

但我如何可以默尔而息呢？我最和平针对着他们的办法，至少应该登一个启事来否认，于是我以个人名义草写了一个书面启事，我一面通知李宗侗，希望他能够取一样的态度，一面自然应该告知吴稚晖，以为他一定能同意，这一封信原文如下：

迳启者：

读一月九日《南京人报》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