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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开始，我全国同胞、仁人志士，殚精竭虑所追求的便是这三个目标。但是一个半世纪过去了，我们在大陆上可说是一个目标也未追到，甚至愈追愈远。台湾呢？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这一篑之土是否可以平安地加上去，而不致因一根茅草便压死一只骆驼。我们写历史的人，执简在手，每晚都打开电视，只有耐性地等着瞧吧！

「后封建」时代的中西之别

朋友们或许要问：民国之远景既若是之单纯，何以我民族苦学猛追了百余年，死人亿万，至今仍是前途未卜呢？这问题的答案当然是千头万绪的。同时这一问题亦非中国所独有。大国如印度，小国如菲律宾和印尼——乃至今日的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不都有类似的困扰？不也各有其不同的原因？但是困扰中国最大的原因，显然还是个中西「文化冲突」（cultural　conflict）的问题。

须知我们的大清「帝国」是两千多年来，一脉相承，纯中国文化的产品；而「民国」则是个彻头彻尾西欧文明的延续。以古老中国的传统，一下要接上现代西方的制度，若只说是「凿枘不投」，我们还是小看了这个问题。事实却是它二者是「两极分化」、「背道而驰」，甚至是「水火不容」呢！因此要以中式「帝国」之蛹，蜕变出一个西式「民国」之蛾，其过程是痛苦不堪的。但是处此「后封建时代」（post…feudal　period），在西方急剧发展的影响之下，我们又必须洗心革面，非变不可，这就是我们近代史上的难解之结了。

可是中西之别，究在何处呢？这问题，答来话长。这儿且说点简化的大略。

从比较史学着眼，可以说近两千年来世界文明之发展，大致可用东亚、西欧两大主流之演变以概其余。这两大主流本是各自发展，极少相互干扰的。两相比较，其成就盖亦在伯仲之间。可是在十七、八世纪之后，西欧文明就显然逐步领先了。当东亚文明还停滞在帝王专制、农业经济时代，西欧各国在政治上已扬弃了专制；在经济上也摆脱了以农为本而逐渐地发展出「重商主义」和「工业革命」了。

西欧文明何以在近代突然脱缰而驰呢？其关键盖为「封建社会」崩溃之结果。笔者在诸多篇拙作里，曾一再阐述中西社会发展之过程有其「通性」，如双方封建社会之发生与成长，便是通性之一例。然中西社会之发展过程，亦有其「特性」，如西方封建社会之形成，实发生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而中国封建社会之成长，则发生于秦汉大帝国建立之前。由于中西历史主观与客观条件之不同，而有其社会发展程序之先后；程序不同乃又导致这两个社会在近古与现代，亦有其本质之差异。

二者本质之差异又何在乎？曰：现代西欧北美社会发展之基础在「社会重于国家」也。「国家」（state）者，社会之「上层建筑」（super　structure）也。国家之结构随社会之变动而变动。

我国则反是，我国社会发展之基础，则「国家强于社会」也。社会为国家之「上层建筑」，其结构之型态，其荣枯之动力，悉听命于国家之颐指气使也。

中西两社会之背道而驰，又何胡为乎而然呢？曰：双方发展中之主观与客观诸条件，均有以导致之。

西方中产阶级之自然形成

盖西欧于十五、六世纪封建社会崩溃之后，由于种种条件之限制（包括永远无法统一的拼音文字），他们因此也出不了一个秦始皇。其结果便形成一种小王国、小城邦纷立的局面。其小焉者大致如今日之港、澳与新加坡甚或更小。其大者亦不过如南韩、台湾或稍大，其最大者亦不过一四川耳。吾人如闭目试作遐想：当年西欧一隅之地，便有十数（甚或数十）新加坡、港、澳、台、韩，在商业上作激烈之竞争。它们的独立或半独立的政府，也被拖着勉力跟进（如近二十年之台湾与南韩）；大家一致向钱看，一个「重商主义」，当然就不呼自出了。

社会繁荣带动了教育与科技之发展，加强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亚当史密斯之《国富论》，也就变成现代社会科学之第一部书了，其情盖亦如今日台湾坊间之《股票指南》也。浸假一个以动产与不动产为基础而取得政治力量的「中产阶级」乃应运而生（试看今日的台湾与南韩）。大家拳脚交加地在「一院制」（unicamera）的议会之内，压制了老贵族，提高了增额平民议员；建立并加强了下院，便控制了政府。上节所述「代议政府」云云，在不断改进中，乃变成为维护此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