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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十九世纪中叶中英之战是否像一些中外史家所述，不论「鸦片」、「溺片」都「非战不可」呢？

答曰：唯唯否否。何也？曰：若无林文忠公「入即正法，船货归官」的铁腕政策，则「鸦片战争」便不会爆发！盖清廷至此，禁烟已百余年。然鸦片之祸，愈禁愈炽；鸦片贸易愈禁愈大。「鸦片战争」原为鸦片而战嘛！如鸦片之禁令始终只是一纸具文，则英国又何必发动什么鸦片战争呢？无奈鸦片之祸，至道光中叶已至不可收拾之程度。世界上任何有自主权的国家，为着一己生存，都非禁不可。

吾人今日如试一重读一八三八年（清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一折的原文，则知正当进出口商人经营所获，「较之鸦片之利，不敌数十分之一。故夷人之着意，不在彼而在此。」又说到罚轻瘾重，吸毒者「刻不可缓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指出与贩者，罪杖一百，徙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徙。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必不愿受刑而死于市」（见黄著《黄少司寇奏疏》）。这种叙述之真切，以今日纽约毒祸与之相印证，都是符契相合的。至于那禁烟名句说，烟如不禁，则将来「不唯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中国如衰败到那步田地，则「鸦片战争」就没有「非打不可」之必要了。这一个境界却正是英国这个大毒枭，在鸦片战前所企盼的中国啊！出乎他们意料的则是道光皇帝竟然派出一个有为有守、而敢作敢为的林则徐。林某既然真的要禁起烟来，真的means　business，则这场战争才真的就「非打不可」了。一战四年，中国大败亏输，落得个「五口通商」、「割让香港」的结果，在本篇正文上，就不必细述了。

「鸦片战争」之战与不战之权，操之于大英帝国的首相与国会。林钦差被动应变而已。他如要认真地禁烟，不管贵钦差是林则徐、张则徐，都要挨打了。是耶？非耶？

从「印度第二」到经济第一

英国在清末和中国一共打了三仗——一次是「全仗」（「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两次是和其他列强合伙来打的「半仗」（「第二次鸦片战争」，亦名「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和「八国联军」，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史家也称之为「拳乱」、「义和拳」，扶清灭洋之乱也）。

前段已言之，英国是当今世界上最能随机应变、十项全能的帝国主义，所以它对我们所打的三次战争的性质和方式也大有不同。

曾两任英国首相（一八六八，一八七四～一八八〇）的迪斯瑞理伯爵（Earl　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曾有名言曰：「大英帝国无永恒敌人，亦无永恒朋友，却有永恒利益。」所以上述三次侵华之战，虽方式不同、性质各异，其为大英帝国的「永恒利益」而战则一也。

概括地说来，中英鸦片之战，英国的目标和方式都是以它侵入印度的历史为模式的。远在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英王乔治三世遣马尔尼尼伯爵（Earl　George　Macartney，1737～1806）使华时，彼即深知清军火器之落后，在军事上非英国之敌手。鸦片战前，英人非但洞悉清军之不足敌，而清政之窳劣，尤为英方所睥睨。因此纵鸦片一项之入侵，便可不战而屈人之兵，把中国变成「印度第二」。西方老辈汉学家阅拙作或将诬为过甚其辞。其实英人之臣服印度又岂有若何通盘计画哉？若辈只是乘势入侵，得寸进尺，终于造成既成事实罢了。其侵华也亦然。鸦片战后，则司马昭之心亦为其血浓于水的自己白种伙伴所共识。

（一八四四）缔结之后，第一任美国驻华公使义华业（misioner　Alexander　H。　Everett）于一八四六年十月抵广州履新，目击英人在华之不择手段，对中国主权恣意侵越，便认为英人有计画要把中国变成「第二印度」而忧心忡忡。义氏并专书呈报美国国务卿及总统，吁请华府联合欧洲其他列强尤其是法俄二国，加以制止。（义华业呈美国务院之报告原件现存美国「国家档案局」。于一八四七年四月十日，发于澳门。）其后历任美使所见皆然。其唯一例外则为第五任美使伯驾（Peter　Parker）。

伯驾原为美国传教士，鸦片战前即与鸦片贩有亲密往还。战后为急求深入内地自由传教，而支持英国之积极侵华政策。迨伯驾以六任美使馆代办而升为第五任公使时，竟吁请华府「占领台湾」，始为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