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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也就随之而来。以此为基础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宇宙观，也就囊括了世界。凡与这一宇宙观抵触的一切事事物物，不是「野蛮」（barbarian），就是「异端」（heresy或paganism）。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在这场疾风暴雨之下，这个地球就是「欧洲扩张主义」（European　expansionism）的天下了。

也就在这场疾风暴雨之下，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英国的鸦片毒贩所冲开。那宗老弱无力而昏聩自大的「汉族中心主义」，就和来势汹汹而新兴的「欧洲中心主义」短兵相接了。

向「欧洲中心主义」逐步让位

众所周知的，中西文化一经接触，我们那经历两千年无劲敌的「汉族中心主义」就被摧枯拉朽了。因此一八四二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的不断让位史。——也就是由传统中国的社会模式，向现代欧洲的社会模式让位的「转型史」。

有许多现代史家，为顾全我民族的尊严（其实只是面子），乃把这段历史美其名曰「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其实「五四」以前的中国现代化运动与西化运动本是一个铜元的两面。「西化」就是「现代化」啊！

在这历时八十年的「西化」过程中，我们首先向西方让位的是以「船炮」开始的科技西化。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六）所说的「师夷之长技」之谓也。在这项科技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得最起劲，工作最有成绩，失败也最惨的，要算是李鸿章（一八二二～一九〇一）和他的「北洋海军」了。

可是纵在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一八九四）之前，通洋务、有学识、有眼光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看出科技现代化而没有政治现代化相配合是徒劳无功的。这群人中之佼佼者，要算是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和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了。但是张之洞毕竟是个做事谨慎而畏首畏尾的老官僚。他虽早已看出「西艺（科技）非要、西政为要」，他却不愿挺身而出，大力谋求政治改革。可是比张小二十一岁的康有为远在一八八八年就不顾一切，直接向皇帝写信，呼吁变法改制了。

早年的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虽然也是个改良派（reformist），但是早在戊戌变法前四年（一八九四），他就已经看出旧瓶不能装新酒。要搞政治改革，就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推翻满清专制，彻头彻尾，重新来过。

在清末这三位政改专家是一个比一个激烈的；一个比一个彻底的。也可说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让步，愈让愈多。到孙中山名下，简直就变成政治制度全盘西化，彻底转型了。

但是他们三位先哲却拖着一条共同的尾巴——他们都不愿和这个古老的「汉族中心主义」一刀两断；而偏要婆婆妈妈地来个藕断丝连。

张之洞搞的是「中学为体」，不必谈了。康有为鼓吹的分明是个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他却偏要搬出传统的「今文经学」作陪衬，以表示他所致力的「变法改制」，是「为往圣继绝学」，不是以夷变夏。

孙中山本是领导我们搞政治全盘西化的华盛顿，但是他老来也偏要自认是「承继文武周公的道统」。什么是文武周公的道统呢？三纲五常？君臣父子？男尊女卑？贵贱有别？士农工商？子分嫡庶？婚有妻妾？这样承继下去，哪还有什么「民国」呢？

凡此并不是表示我们老一辈的思想家的「思想」不彻底。天下并没有什么「彻底的思想家」；甚至没个一思便不再思的思想家。尤其是政治思想家，他们都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发言人。在上述三位老辈的时代里，我们的社会，我们「汉族中心主义」的宇宙观，对西方模式的让步还没有让到最后阶段。衰势文化对优势文化的让步，原是步步为营的，能不让就不让。它不被逼到山穷水尽、渣滓全销、无懈可击之时，它这个「对立面」只有被摧枯拉朽的份儿。它是作不出有效的反弹的。

「对立」、「统一」和「阶段性」

且套用一句黑格尔和恩格斯辩证法上的术语，一个「正」（统一，thesis）向一个「反」（对立面，antithesis）加压力，这个「反」只有到无懈可击之时，它才能发出有效的反弹，与「正」重行组合以产生一个「新的统一」（合，synthesis）来。

再举个最具体的例子。在清末提倡西学最为激进的思想家康有为，他本人便有妻妾六人。有妻有妾在「汉族中心主义」和孔孟道统之中，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