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第1/4 页)

总而言之，时至晚清，我国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大清气数已尽，不是出几个像李鸿章、邓小平一类的人物，搞两下什么「中兴」就可挽救得了的。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我国历史上这个周期一到，就要出现黄巢、张献忠一类的煞星。结果赤地万里，尸骨堆山，血流成河，中华文化遗产，玉石俱焚最后才能海晏河清，再产生一个新的朝代来。

这一种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痛苦，已经是够大的了。到二十世纪，我们要把中古的中国改变成西式的现代国家，那这个周期性的变乱，就要拖得更长更惨了。

揭竿而起和揭竿不起

大致说来，满清没落的周期，盖始于乾隆之末、嘉庆之初。在我国古代这一个周期开始时的征候便是地方不靖，盗匪横行——用个现代化的名词，那便叫做「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之初，类多为零星土匪，在乡里打家劫舍。直至腐化了的官府不能禁止之时，他们就渐渐的彼此并吞裹胁，变为股匪了。发展至此，一些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知识分子就要加以利用。其中赫赫有名的如刘邦、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张作霖、毛泽东都是农民暴动领袖中的佼佼者。他们利用农民的方式虽各有不同，然其志在「打天下」、「建朝廷」、「做皇帝」的道路则基本相同。－－这也是我们中华农业大帝国传统之内，政治上新陈代谢过程的特有现象，其它文明中是没有的。

笔者这一辈在农村中生长的中国人，有许多便有目击，甚或参与这种传统农民暴动的亲身经验。这种经验在今后的中国是不会再有了，因为那是中央集权的「农业大帝国」的特有现象。农业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不会再出现了；这一农民暴动的现象也就不会再有了。

毛泽东、邓小平诸公就不了解这一点。毛搞「大跃进」饿死农民两千余万，人相食，而农民没有出个陈胜、吴广，来「揭竿而起」。毛氏觉得很奇怪。不知其所以然，他只好说是「中国农民太好了」。毛始皇就不知道，当年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为十二金人」，这些「金人」老爷是不能拿刀杀人的。农民没有「兵器」，在那个时代，他们「削竹为枪」，还是照样可以造反的啊！

毛主席收尽天下兵器，铸为千万机枪、坦克；农民「揭竿而起」就办不到了。帝国时代的中国农民就那样不好？动不动就造反？人民中国时代，农民就那样「好」？饿死也不造反？他们承毛主席高看了！

刘邦，这个农民领袖，「入关」时「约法三章」的第一章便是「杀人者，死。」毛泽东在「大跃进」中，一下便饿死农民两千五百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谋杀案，或过失杀人案，农民要判他两千五百万个死刑啊！润之兄，你还想在历史的地狱里超生！

邓小平先生是有大恩于中国农民了－－他把农民从毛泽东的「农奴制」（serfdom）中解放出来。这样他就以为中国八千万农民是他邓家政权的老本了。「有八千万农民支持我，怕什么？」邓公有所不知，时至今日，甚至早在十八世纪的法兰西，「改朝换代」的枢纽已不在农村。它的重点是在「巴士底狱」围墙之外啊！拿破仑将军哪是什么农民的领袖呢？

题外之言，扯得太长了，就此打住。

白莲教和严新的「带功讲座」

晚清农村发生严重性造反现象，盖始于乾嘉之际的「白莲教」之乱。这种清史上所谓「教匪」便是失意知识分子利用宗教迷信，以煽动贫苦绝望的农民联合造反，很标准的「农民大起义」。

「白莲教」是我国宋、元、明、清四朝潜伏于民间，最有号召力的秘密「会道教门」（folk　religion）。清末的「天地会」和搞「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民国时代的什么「同善社」、「一贯道」、「红枪会」、「大刀会」，乃至今日风靡台海两岸的「气功」传习和「特异功能」等等，都是他老人家的嫡系或旁支。

愚夫妇最近在纽约花了一百美金，去参加大陆访美的气功大师严新所主讲的「气功带功讲座」。我被主持人延坐于讲台之上、严新之侧，面对听众数百人。当严医师带功讲演时，听众之中顿起骚动－－哭者、笑者、颤者、抖者、盲行者、跳舞者、拍手者，甚至翻斤斗、打滚、少女沿墙倒立不一而足。我邻座一位妙龄少女也随众离座起舞，舞姿美妙。我坐于她的「磁场」之内，她向我「发功」（她事后告诉我的），我也在无意中扭了若干次，为坐在远处的老伴所目击。杂座于听众中的李又宁教授也在座位上起舞，舞态也颇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