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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是沙乌地贵族、印度酋长，有六十个老婆，也应该满足了。可是我们的东王却偏偏看中了天王后宫的四位佳丽：朱九妹（姐妹二人）、石汀兰（石达开的姐妹）和杨长妹（他自己的姐妹）。为争夺这四位美女，在一八五三年冬季，距他们进城才不过半年时光，便弄出个「天父下凡」（附在杨秀清身上），要打天王屁股四十大板的怪事。——这一丑行，在弗洛伊德和金赛博士的书里，都可找到正确的解答的。

个人的性心理，影响到团体的政治行为，而终于祸延国族，只是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发展。秀清三年后弄得身死族灭，与这些个人行为上的「细行」，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以上是「进城以后」才几个月之中，东王杨秀清这个烧炭儿，沉溺于色的小例子。再看看他在发烧中摆排场，又是什么个气派？下面且抄一段罗尔纲先生根据清朝官书《贼情汇纂》，对他的描述。东王爷有轿夫四十八人。

东王每出必盛陈仪仗，开路用龙灯一条，计三十六节，鸣钲打鼓跟随。其次绿边黄心金字街牌（注：牌上写明他的各种官衔）二十对。其次铜钲（大锣）十六对，用人肩挑，后飘几尺黄旗墨写「金锣」二字。其次绿边黄心绣龙长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正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蜈蚣旗二十对。高照、提灯各二十队，虽白天也一样的用。其次画龙黄遮阳二十对，提炉二十对，黄龙繖（大伞）二十柄。参护背令旗（注：像京戏舞台上武将所背的），骑对马约数十对。最后执械护卫数十人，绣龙黄盖一柄，黄轿二乘，东王有时坐在前面，有时坐在后面，这是仿古代副车的制度，以防意外，轿后黄纛千余杆，骑马执大刀的数十人，更用鼓吹和音乐数班，与仪从相间。轿后也用龙灯钲鼓。凡执事人都穿上黄下绿号衣。至于执盖执旗的多用东王府中属官、都穿公服。每一出府，役使千数百人，摆出十足的威风。（见罗史页一二一四，引《贼情汇纂》卷六。）

读完这段报导文学，我们不妨闭目试思，在今日北京和台北，除了国庆和党生日大游行之外，哪有这种场面呢？毛泽东在文革时代发烧，其场景或有过之，那也只是偶尔一次。哪能像东王杨秀清「每一出府」，都来这么一下呢？！

再者，俗语说：「一双象牙筷配穷人家。」牡丹虽好，怎能没有绿叶扶枝？东王「出府」如此；那么「住府」的规模，岂不更阔哉！事实上太平天朝，政出东王。东王府的排场不在天王府之下，实权则犹有过之。

渣滓普罗的王洪文和杨秀清

有如此实权的东王，每次出府，在轿前轿后，都要玩两个三十六节的大龙灯，算啥名堂呢？朋友，这就是「知识」（Knowledge）与「趣味」（taste）的等级问题了。知识高者，趣味随之上升。知识低者，则趣味也随之降级。国人叫做「低级趣味」；西人叫做poor　taste是也。

毛泽东把刘少奇打为「工贼」。其实刘少奇是个搞工运的士大夫，非工贼也。像王洪文那种人，才可以叫工贼。他是确确实实的工人，但是在厂内他却不是勤勤恳恳、努力生产的好工人。他是个调皮捣蛋、无事生非、里戳外捣、上拍下压的捣蛋鬼。但是这种人往往是领袖人才，善于活动，长于组织。一旦时来运转，工运爆发，他们就会乘直升机，扶摇直上。

工人如此，农民亦然。毛泽东在湖南搞农民运动时，他最欣赏的一些什么「打烂伞的」、「穿破鞋的」（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向导版。《毛选》中被删去）都是这种人。毛的马列水平甚低，他把这种马克思所说的「渣滓普罗阶级」（lumpen﹒proletariat，原文为德语），误为普罗的主力。因为只有这种渣滓才能帮他在农运中抓权。这一不幸，一直延长到「解放后」。在中共土改期间，受难最大的大地主固罪有应得，可是「贫、下中农」之外的善良的小地主、自耕农、富农、上中农、中中农，也被他们斗的家破人亡，实在是人类社会史、道德史、政治史上最大的「社会不平」（Socialinjustice）。

马克思的警告之外，搞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卢梭说：「有权利者，如不加以限制，无不滥用其权的。」他的后辈韦伯说：「无限制权利，无限制腐化。」都是根据实际观察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重要结晶之一。但是搞它个一知半解，便从而专政之，那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如果政权再抓到渣滓普罗手里，那就更要火上加油。其为害实有甚于封建，不信请看四人帮。

诸位试思：如果王洪文做了东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