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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这一计「低姿态」玩得十分巧妙。果然在近代世界外交史上，海约翰就浪得虚名，变成「门户开放先生」了。当海氏于一八九九年九月电送《门户开放照会》至英伦时，唐宁街政客还半推半就地来个「有条件的接受」（Conditional　acceptance）！「条件」者何，说穿了就是「只开放人家，不开放自己」。一般美国佬（包括若干历史家！）都以为英国支持美国政策而大乐；约翰黄牛亦以十全十美的收场而心满意足。

朋友，和英国佬办外交，要读书呢！光和肥彭大人出粗气、拍桌子，有个屁用！

李鸿章段数也不低

现在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苏秦、张仪。

在庚子年间，我们这个腐烂的大清帝国，真能在国际间纵横捭阖，为列强侧目而加意防范者，还是那位老谋深算的李鸿章。

不才读中国近代史数十年，深感近代中国堪称为「外交家」者，只李鸿章、周恩来二人。不幸周公受制于一个不学有术的暴君。因此他和一辈子稀泥而长才不展，庶民沟壑，真国族之不幸。

李鸿章则在一个腐烂而瘫痪了的帝国体制之内，「与妇人孺子共事」（此语为鸿章与俾斯麦对话时感叹之言；笔者幼年闻之于曾为李氏幕友的乡前辈）。受制太多而难展所长，终以悲剧人物收场。周、李二人都是办「外交」而受制于「内交」，夫复何言！

至于笔者曾为之作传的外交长才的顾维钧先生，到头来只能算是个不世出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博士帮首。其在历史中浮沉，终难望李、周之项背耳！

鸿章在甲午战争时以「一人而敌一国」（梁启超语），兵败；全国诟怨竟集矢于李氏一人。拳变前夕，李被下放，避祸于广州。拳乱既作，举朝上下（包括鸿章自己），又皆知折冲樽俎，和戎却敌，仍非李不可。因此自六月十五日起，匝月之间，懿旨圣旨诏书十下；促鸿章回京，撑持大局。这时长江二督张之洞、刘坤一也深知才有不敌。为撑持此危局，必要时他二人宁愿拥戴李鸿章出任民国大总统。事详前篇。

鸿章此时一身系国族安危。他在广州奉诏时，华南震动。两广臣民和香港英督均深恐鸿章一去，华南将不免动乱而群起挽留。李氏自己当然也知道，此时朝中西后与满族亲贵四人帮沆瀣一气。他这个「二虎」之首，一直被他们公开辱骂为「汉」奸的「李二先生」，何能与这群无知而有权的「妇人孺子共事」，所以他在广州迟迟其行。但是中国将来与八国媾和，鸿章势必首当其冲，责无旁贷，因此他在广州，对内对外都要大搞其「水鸟外交」（duck　diplomacy　水上不动，水下快划）了。

【附注】义和团所要杀的「二虎」共有三人，李鸿章、奕劻和荣禄。李实居首。奕、荣二人则互补第二名。

首先他要知道当时中国驻列强使节是听朝中当权的四人帮的话，还是听周总理的话。幸好这些使臣如杨儒、罗丰禄、伍廷芳都是他的老班底，没有做风派，更没有变节，他可以如臂使指。对列国政情了如指掌。为争取外援，他甚至不惜假传圣旨。

【附拄】笔者在美国原档内发现，七月二十日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曾向麦金莱总统亲递由光绪具名的《国书》一件。情辞恳切。大意说大清时局失控，举世交责，至属不幸。他恳请望重全球的麦金莱总统能作一臂之援，号召各国恢复旧好，云云（见美国务院公布一九〇一年「对外关系」原档）。这件《国书》显然是李鸿章伪作。盖北京此时不可能颁此国书，而国书日期为七月十九日缮发，翌日便抵华府更无此可能。清档中亦无此件。

第二，他要摸清自己朝中的老底子，看四人帮的控制究竟深入到何种程度。幸好这群小亲贵原只是一群浮而不实的高干子弟。乱政则有之，控制则未必。他们对那些老谋深算的老干部的水鸟政策，是莫名其妙的。（文革期间那个四人帮和这个四人帮，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鸿章很快的就与奕劻、荣禄甚至慈禧建立起秘密管道来。奕劻、荣禄原都是李的政敌，但此时救命要紧，他二人暗中对李鸿章是言听计从的。他二人对西后的私语，其影响力亦不在载漪、载勋之下。

这时北京对外的电讯己断，但北京与济南之间的传统驿马最快的「八百里加急」，仍可照跑。往返一趟需时六日，而济南在袁世凯治下，与各省会各商埠，则电讯畅通。所以华南各地与北京往返讯息需时八天（见李鸿章与驻沪美国总领事古德纳谈话记录，载美国「国务院原档」一九〇〇年八月二日古氏对国务院之密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