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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绿营兵六十六万人；中叶稍减。分布地区以沿海各省（包括水师）及边陲地区为重，内部较少；安徽最少，不足万人。（见《清史稿？兵志》）

这一绿营制度，清初已遭疑忌，「三藩之乱」（一六七三～一六八一）以后，清室乃蓄意约束；绿营之中，将不专兵。省级指挥官，提督、总兵等皆受制于科甲出身的文职官员的总督和巡抚；而督抚之间又相互制衡。这就逐渐变成清代重文轻武，以文人将兵的传统制度了。其后不但「绿营」如此，连「八旗」都统，亦更调频繁，将不专兵。

清廷这种重文轻武的政策自然是有其严肃的政治目的。它要使像三藩祸首吴三桂那样的武将专兵的汉族藩镇，永不再见于大清帝国。——走笔至此，笔者不禁想起某次在台北街头搭出租车的趣事。在行车途中，那位青年司机正在收听台语「地下电台」。余亦倾耳细听之，竟一句不懂。但是有三个字却听得极为清晰，那就是「吴三桂吴三桂吴三桂」，吴三桂三字何以如此重要？颇为不解。后来听朋友相告，说我的哥大小友，民进党籍的张旭成博士也曾说过，所有在台湾的「大陆人」，都是吴三桂。闻之不禁大笑。——历史的发展，真是日月如梭。时间和历史自会解决其「历史问题」。很快的这些目前小故事，就会变成历史上的小掌故，供读史者笑乐一番。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也是个历史的「必然」吧！思之忍俊不禁。

总之，清廷这一重文轻武的政策，走火入魔的结果，不但汉族再无藩镇专兵，连那些原有高度尚武精神的满蒙武夫，亦渐染汉习，以不文为可耻，而摇头晃脑去做起诗来　，致使一些像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八）那一流的无聊文人，去乘势投机，攀援权贵。余读《随园诗话》，有时就要出而哇之。

文人将兵既成制度，则大清帝国，尤其是汉族之中，便没个真正的职业军人作统帅或封疆大吏。以致鸦片战争一起，领军去和「英夷」开打的不是职业军人的「李广」或「霍去病」，而是诗文做得顶刮刮的翰林学士林则徐。英法联军时，最初文武一把抓，独当一面的叶名琛（一八〇七～一八五九），也是一位进士。最后弄成「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却被英国人捉到印度去当俘虏。

其后八旗、绿营都腐烂了，不能再用；另组「湘军」、「楚军」、「淮军」、「自强军」、「定武军」、「武卫军」、「新建陆军」几乎所有的军头从曾、左、李、胡开始，到张之洞、胡燏棻、袁世凯，都是清一色的文人。其中曾、李、张且是翰林学士，文采风流。曾、张在中国近代文学史、思想史中，都有崇高的地位。纵是李鸿章也是位天才横溢的文学作家。——笔者幼年曾能背诵李鸿章考秀才时的墨卷，文题曰：「天台仙子送刘阮还乡赋」。那时才十几岁的李鸿章，竟能改窜《西厢记》，写天台仙子送男友还乡「拜拜」时，叮咛道：「野店风霜，何妨晏起；荒村雨露，慎忽迟眠。」（真是依依不舍，一派深情！）考他的那位府考官，显然也是位多情人物，阅卷后，大为感动，乃批说：「大盗劫人，不伤事主天才也。」这一批，小小鸿章就做了「犯法可免打屁股」的秀才了。二十一岁「中举」，二十四岁成「进士」。

头戴红顶花翎作战的淮军

这些能够「将兵」的文人之中，「文采」最差的，那可能便是袁老四了。他是个「务实派」；至少不是「感情中人」。在他笔下，讨一房姨太太，也叫做「置办」——等于是买一件家具——沙发、摇椅、毛巾、夜壶一般。所以他对崔莺莺小姐那种脉脉的送别柔情，什么「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鞍马秋风里，无人调护，〔甜心呀，侬要〕自去扶持」是不会发生太多生理反应的。笔端不带感情，所以他就考不上「童子试」了。

但是袁世凯却是这批文人中，弓马娴熟，真正打绑腿、扎皮带，下得操场去，喊「立正、稍息、开步走」的实际的练兵官，和带兵官。

本来清廷搞「重文轻武」的原意，就是吃定了这批经过「十年寒窗」磨折，手无缚鸡之力；只会下围棋，不能拿大刀；只会坐独轮车，不会骑马的「文人」，做事畏首畏尾；给你带兵，你也不愿（因为孔孟之学的大洗脑），更不敢（因锐气已挫）去造反！

可是清廷这项设计到袁世凯时代，就是不才所说的要「转型」了。——事实上，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便是中国「陆军军制转型」的开始。（注意：海军转型较陆军要早二十年。笔者拙文谈马尾海校时，曾细述之。）

在此之前的「湘军」、「淮军」，打起内战来，虽也战功赫赫，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