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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到造反失败后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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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阴历十月二十一日（即公历十二月八日），这支造反队伍进到离浏阳县城很近的地方，

就遭遇到少数洋枪队的抵抗。原来城内官方得到消息后，在十分恐慌之中从事戒备，紧闭城

门；并派出几十个人的队伍，携带仅有二十六支步枪，出城作无可奈何的堵截。可是这支造

反队伍却在洋枪队隔河稀稀疏疏的射击之下，密集在大路两旁乱作一团而动摇起来了，只支

持了不久的时间，队伍就因失去了控制开始大批逃亡。据说当时这种逃亡情景有如堤防溃塌、

大水奔流一样。头目们在队伍溃退下来之后，曾采取过整饬部队、分股活动等步骤，但大部

分党徒已经逃亡了，无法再行集合，剩下来的各小股也觉得形单势孤，士气低落。在官军进

剿的风声日益紧急的威胁之下，继续活动了几天，头目们认为大势已去，终于采取了解散队

伍、分途躲藏的步骤。事后官方曾大事宣扬说：“十万洪江会被二十六支洋枪打垮了。”

洪江会进攻浏阳之役是这幕造反剧中最主要的表演。龚春台所统率的那一支队伍是其中

的主力军。邻近萍北浏南一带的其他地区的洪江会，虽曾有过一些响应和零星的行动；但他

们听见浏阳县并没有被打下，主力军业已溃散的消息，也就看风转舵，消声匿迹，不敢再有

所活动了。广布在各地的洪江会不能同时发难，显然是这个组织一向缺乏统一领导的原故。

这样，一九○六年洪江会的造反，就和历史上若干次未成熟的“会匪”、“教匪”的起事经历

相似，宣告流产了。

洪江会造反的风暴算是过去了，官军的进剿却接踵而来。

当时我的家庭认为乱事虽已过去，但祸害仍将继续，进剿的官军来了又不知会做出一些

甚么事情来。家里的大人们吩咐下来：不要乱说话，不可再谈造反的故事，也不要到外面去

走动，以免遭受牵连。果然，在我回家后的几天，进剿的官军的一个支队到达了我们的山口

村里。这是一支满清的绿营军，俗名叫“绿勇”，每一个大兵身上都穿一件绿色的号褂，背

上有一个大“勇”字。那天上午来到我一家里的是一个哨（即一排），大约二十余人，每人

都背着一口马刀，还携带了几枝步枪。他们进门之后，声势汹汹。有一个大兵抽出马刀，斫

去陈设在木厅里一张古老台桌的一角。哨长立即装腔作势的宣布：“你们这个地方是造反的

区域，你们为何不预先报告？现在朝廷有上谕，造反者就地正法，隐瞒不报者同罪。再有甚

么叛乱就杀光这里的首姓，烧光这里的房屋。”

我家里的大人们也和乡村中其他一般人一样，对于军队是一向不怀好感的。他们心目中

的官兵是剿匪不足、扰民有余、蛮不讲理的可怕人物。他们对于“绿勇”到来，显得惊慌失

措，赶紧穿好补服，长袍马褂出来迎接，低声下气的周旋，对于绿勇们的横暴行动却不敢有

所抗议；这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的情景。所以穿起补服，固然表示自己是满清

的臣民；更重要的是，补服多少有些辟邪的作用。按律，官厅和军队对于有“功名”的人，

是不能任意侮辱的。

我家可说是诗书之家，历代相传直到我祖父和父亲一辈，大多是读书人。大屋里住着祖

父一辈六房人家，每家都有收五百担到一千担租谷的土地；因此，也可以说是地主乡绅之家。

我祖父这一辈六兄弟中，有四个是可以戴顶子穿补服的。其中两个是由正途秀才出身，另两

个则是捐班出身。到我父亲一辈，因科举开始废除，多数人逐渐转入新式学校。我父亲是在

满清最末一届的省试中取录的拔贡（他那时不在家，到浙江法政学校去学法律去了）。因此，

我父亲这一辈只有两三个人是有所谓“功名”的。我家这些读书人，平时不过问地方上的事

情，也不出入当地衙门，他们实在不习于应付绿勇们的骚扰。

随着绿勇之后，当地的保正、闾正等也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