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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第一次会议。我们的第一个困难是经费，已往的经费多半由陈独秀先生筹集，因大会

的开支已所余无几。各地代表在离开上海以前都表示过筹集经费的不易，使中央无法要求各

地分担所需的费用。中共中央除我们三人外，并没有专任事务工作的人员，我们分别住在分

租来的小房间里，并没有一个可以集中办公的地点，一切也无规可循，都在摸索试探之中。

我们将大会情形及会后新中央所面临的问题函告陈独秀先生，并催促他从速来沪就职。

我们不愿因陈独秀先生的未到而停顿工作。周佛海在暑假期满后要回日本去继续学业，不可

能专心致志干中共中央的工作；李达仍忙于写作，于是在这段期间，我就成了中共中央工作

的重心。

马林对于大会的成就是很满意的。当我和他在李汉俊家里匆匆分别之后，直到会后几天

才再见面。我将大会经过情形正式通知他，他也一一笔记下来，似是要向共产国际作一个正

式报告。他最感觉高兴的是我们居然能摆脱警探的监视，迅速完成大会的工作，这是一种不

怕风险积极精神的表现。他认为大会讨论党纲党章所获得的结论，大体都能站稳共产主义的

立场，对于工人运动的决议，更是切实可行，凡此都是很重要的收获。

我们谈到新中央将如何根据大会决议展开工作时，马林提出那个已经决定了要组织起来

的工人运动的中央机构，应该用甚么名称。我告诉他，这个名称还在考虑之中，我们不能称

之为总工会，因为还不是由各地工会所产生出来的机构，并反问他，根据各国工人运动的经

验，以使用甚么名称为最适当？他建议可以叫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说明这个名称

适合于一般共产主义者从事工会组织工作的称号。这个名称的提出，似是马林对于中共第一

次的具体贡献。

我们同意采用这个名称之后，又谈到经费问题。我告诉他，我们已函告陈独秀先生，请

他为新中央设法筹集经费，此外，其他各地大致可以解决他们自身的需要。他又提到工作愈

开展所需经费愈多，以后将何以为继等等。这样，他重新提到了他和李汉俊间所曾引起的争

执。他向我解释，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而中共也应当

坦然接受。对于这一点，我首次向他表示赞成。接着他又说到工作计划和预算的必要，要求

我回去开一次中央会议商讨一下。

我向新中央报告与马林谈话的经过，并以赞成的口吻略加解释。

李达听了我的报告之后，对那位桀骜不驯的马林仍表不满，对于向马林提出工作计划与

预算这一点，他主张须从长考虑，最好等陈独秀先生来了以后再作决定。周佛海却支持我的

意见，表示为了迅速展开工作起见，不必等待，就可以根据大会的意向，接受共产国际的领

导，因而向马林提出工作计划和预算也是应有的举措。李达也并未坚持他的反对意见。于是

决定由我起草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提经下次会议讨论决定后，送一份给马林，

征求他的同意。

不几天，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组织和工作计划预算等都由我草拟好了。规定在上海设立总

部，除指导全国工运外，并兼办上海区的工运工作，创办一个机关刊物，定名为劳动周刊。

在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设分部，出版地方性的工人刊物。可以从事工运的共产党员

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都应参加这一项工作，总共预计约三十人须按月领用生活津贴，每人约

需二十元至三十五元。这个机构的全部开支及出版费用等每月约需一千零数十元。

这个计划提交中央会议讨论时，李达又提出了疑问。他认为工作人员按月支领薪金，可

能发生雇佣观念的流弊。但讨论结果，这个计划还是被采纳了，认为可以据此开始工作，不

过暂不作最后决定，将它视为一个试行的草案，等陈独秀先生返沪后再作最后决定，并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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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