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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年的政法记者生涯中，我曾多次暗访过地下赌场、地下歌厅、黑恶窝点等危险场所，其中种种险象环生的景象使我今天想起来仍心有余悸，感慨万千。在我的卧底暗访中，我曾经经历过四次死里逃生，而其中的广州王圣堂的暗访历险中，我经历了几次性命攸关的时刻，成为我采访生涯中最为惊心动魄的回忆

而有关此次采访的新闻线索，则是因为我独家连续在《南方都市报》上披露了银河村治安队员“吃霸王饭，打伤无辜市民黎世东”后，读者王正特意给我写来举报信。

1998年2月1日下午，曾在广州白云区矿泉街派出所保安的读者王正（化名），满怀信心地从他的山西老家给我发来了这封长达数千字的举报信。

他在信中称：位于广州火车站附近的华南影都、省妇幼保健院一带，活跃着多个有组织性的黑恶团伙。他们有内线、外线，作案手法很狡猾，有很高的反侦查能力，加之，他们用金钱和女色，不惜代价拉拢地方个别司法人员，万一出事时，能帮助他们，所以很少落入法网。他们像一个组织严密的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每天收入按比例分成。班子里主要人物有老板、经理、保安、打手、保姆和小姐。他们同时租有几套房子，“做事”的房子一般租在瑶台、王圣堂、三元里一带，另一套租在棠下、新市、罗冲围、石井、横窖一带，供他们住宿，因为这样很安全，每天早上八至九点从郊区乘车到华南影都“上班”，下午五点“下班”回郊区住。

拉皮条的负责把客人送到房间后，找客人要几十元小费就走了，接着客人与房内一小姐“做事”，床底下躲着一人乘机把客人衣服和包内的钱偷光。如被客人发现或者有的客人不想做要走时，小姐和床底下的人就拉住客人，故意大声说话，这时门外的几“保安”就破门而入，把客人打得跪地求饶，然后对之劫一空。有的人甚到被当场打死。

这些人心黑手狠，杀人如麻，他们已在这一带活动了十多年，不知背下了多少人命案

他说，这是他花半年时间才掌握到的内部情况和活动规律，这事如查到底，要牵连一串子人。为防不测，他的姓名、电话、住址请务必保密。

看完这封举报信后，我头皮不由一阵阵发麻，身上也打了几个寒战。像信中所提及的丑恶现象，仅仅通过这举报的文字，就足以令我感到十分震惊。

我马上与远在山西的王正取得了联系，在向他特意表示感谢的同时，我还保证将有关情况向报社反映并尽快对此进行调查采访。

第二天，我举报信向当时的采访部主任任天阳作了详尽汇报，当即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任天阳认真看了几遍，连连说道：“这可是一条不可多得的重大新闻线索！”他当即用大红笔在此信第一页顶端写上了“重点线索”几个字，随后复印了好几份，连同我的采访计划报告分别递交给报社的几位主要领导审阅，以便我尽快地进行采访。由于此事重大，报社主编关健，《南方日报》社委会成员、当时负责主管《南方都市报》全面工作的李民英，《南方都市报》主管新闻的副主编程益中等几位领导还特意将我们叫到会议室里，对有关采访进行了策划，并决定成立一个以我为主的采访组，由任天阳直接负责。

由于当时已临近春节，像此类负面报道不大好发出来。直到1998年3月底，报社才决定对王圣堂的举报事情实施行动。经过再次商讨后，决定由我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报社特派摄影记者魏东配合，司机轩慧驾着采访车同往，并负责联络工作；同时，报社还特意让重返采访部不久的同事邓世祥一起配合我这次行动。

我们的行动最后敲定在1998年4月1日启动。

以前我曾与同事深入客村立交桥一带的黄色群落进行过暗访，并进入到芳村地下赌场进行暗访，但那是在公开场所，而且是在有线人作内应或从旁协助的情况下，隐瞒身份进行的。然而，今天的采访，是在广州地区社会治安最为混乱、案发率最高、最令人提心吊胆的地方，是杀人、抢劫、强奸、吸毒贩毒等各类恶性案件的高发地，而且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一伙已有多宗命案在身的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

在广园西路的华南影都附近转悠了一阵，已将近中午12时。我们一行四人就在王圣堂附近进了家“毛家菜馆”。饭后，大家决定由司机开车带着摄影记者近距离跟随，多拍些照片。我和邓世祥则下车步行，根据情况随时调整暗访计划。

为了便于行动，我让邓世祥将手机和采访包全部留在了车上，我则背上了采访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