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部分(第1/4 页)

我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邓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我的愤怒。此时，我的愤慨和怒火击碎了我的胆怯和顾虑。特别是陈良琴那揪心的哭诉，小邓珂那含泪的忧郁的眼神，使我的心颤抖了，更令我出离愤怒了！做人的良知，记者的职责，使我下决心管管这事。不管出现怎么样的后果，我都一定要为这可怜的母子讨回公道！

我帮忙联系到广州东山区148法律服务中心，一位颇有正义感的陈律师当即决定为陈良琴提供法律援助，并以“解除非法同居关系和支付儿子的有关抚养费”为诉讼请求，将邓起诉到白云区人民法院；与此同时，陈良琴亲笔写给广东省委有关领导同志的血泪控诉，马上引起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很快作出了亲笔批示。1999年8月底，邓第二次被《南方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开除。此时距邓世祥接手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的采访线路不到一个月时间。

本来，对于这样一宗极有新闻性的事件，我这个时候完全可以采写一篇稿子，公开在新闻媒体上，但我当时只想帮助走投无路的陈良琴母子讨回一个应得的公道，只是想让可怜的小邓轲能拿到有关抚养费，从而能像其他学龄前孩子一样享受到他的受教育权利。所以，我这个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要在新闻媒体上给他曝光，更不忍使他身败名裂。

但我没有想到，我的援助招来的却是无穷无尽的麻烦和灾难。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从此以后，邓开始对我进行了长达五年的诽谤和诬陷

第十章　中国首宗新闻记者刑事自诉案第73节　记者刑事自诉案（4）

1999年9月初，我怀着受伤的心情，抱着重新寻梦的奢望，抱着对文学的狂热追求，背着简单的行李，进入了北京鲁迅文学院青年作家进修班。也就是此时，我获悉，第二次被《南方都市报》开除的邓世祥，居然手持时任报社副主编的任天阳亲笔出具、并盖有《南方都市报》大红印章的证明，大摇大摆地也来到了京城，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新闻。

然而，陈良琴的诉讼却不顺利。就是这个9月底，我从陈律师那儿获知，邓世祥害怕在广州打这场官司，正在四处投诉他。原来，向法院递交诉讼状时，粗心的小陈用的是一张随身携带的临时身份证，虽然上面是她本人的头相，但上面用的名字由于笔误写成了她的二姐陈良华的名字，而且这个临时身份证的截止日期刚好过期。于是，精明的邓世祥抓住这一误差，如如获至宝，马上赶回河南光山县，从当地派出所出具了一份有关陈良华已婚且已有三个子女的证明，同时他又精心泡制了一份假材料，要求白云区法院撤诉。法院当即要求陈良琴提供能证明她本人身份的证明。谁知，当陈良琴赶回老家，手持她户口所在地的村委会为她出具了有关证明，前往当地派出所办理临时身份证时，可派出所有关人员却说她的户口不在这儿，没办法办理；当她要求对方为她出具一份能证明她本人身份的书面证明时，派出所也拒绝了。令陈良琴当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一个大活人，怎么会变成没有户口了呢？

到了法定时间，白云区法院见作为原告的陈良琴迟迟拿不来能证明她身份的合法证明，只能根据有关规定让她撤诉了。

后来，我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原来驾着那辆刚购买的小车的邓世祥回到了家乡，紧紧抓住那张身份证大做文章，四处活动，不惜花钱，不但弄到了那张陈良华是已婚妇女的证明，还想方设法的让地方派出所不给陈良琴出具身份证明。不仅如此，为了打击报复这个已为他生了儿子的女人，1999年9月6日，邓世祥还来了个恶人告恶状，以请求“判决确认被告陈良琴（芹）之子陈轲与原告的亲子关系”为由，竟然跑到河南省光山县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起诉书，上称——

原告在1994年元月份在北京经朋友介绍认识被告陈良琴，建立了恋爱关系，但由于双方不适合，1994年4月25日，原告离职到广州工作后，双方也就停止了恋爱关系。大约1994年5月中旬，被告打电话给原告，说已怀了原告的孩子，原告感到很突然，坚决不同意要这个孩子，并极力劝她去做人工流产，不要违反计划生育，但她执意要生下来，到1994年10月上旬，被告又电话告诉原告，她是跑到陕西与河南交界的地方生下了孩子。之后，陈以孩子名义经常不断地向原告要钱，原告虽然不知被告所生的孩子（名叫陈轲）是否是原告的孩子，但考虑到双方曾有过一段恋爱关系，因此，被告向原告要钱，原告都想尽办法满足她，几年来，累计大约已有数万元，由于被告贪得无厌，原告不得不起诉被告，又由于原告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