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部分(第1/4 页)

部门，同时更对有关编辑进行威胁和恐吓。

随着邓对我的诬蔑愈来愈猖狂，我决定南下。我想当面澄清事实，这样既可以减轻报社尤其是编发此文的责任编辑的压力，又可以更加深入地揭穿邓的本来面目。

《深圳法制报》是一份在国内外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综合类法制报，更是目前国内惟一的版面最多、发行量最大的地区性法制类报纸。自1998年开始，我先后在该报的“零度新闻”上发表过《七旬“死人”还魂讨公道》、《13岁少女失身洗浴中心》、《85名消费者状告中国电信》、《假戒毒药骗了百万元》等二十多篇特稿，与该栏目的责任编辑谭建伟、刘瑜、吴建升等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我向深圳法制报社的同仁们出示了邓世祥几年前在陈良琴妊娠期间写给她的多封情书，其中更有他亲笔为儿子取名为“邓轲”的全过程；有陈良琴亲笔写的多份血泪控诉信，有邓恶人先告状状告陈良琴的起诉书及其变更诉讼请求文字，有河南法院解除两人非法同居判决书；有我与邓在报社共同采写的多篇见报文章

看了这一大叠铁铮铮的事实，《深圳法制报》的同仁们既惊又气。为了彻底调查真相，该报马上成立了由记者和律师组成的调查组，曾先后两次前往广州，对有关内容进行全面调查和核实。结果他们发现，我所采写的稿件的内容没有失实，我的这篇稿子没有虚假和夸大的成分，所披露的事实均是客观公正的。报社经过研究，决定不再理睬邓的无理纠缠；如果他想上法庭，报社随时奉陪。

就在我在深圳取证的同时，广州《家庭》杂志社的编辑翟永存忽然在电话中急急地告诉我：“有人以匿名信和电话的方式控告我收了你4000块钱才刊登了那篇有关你的文章，领导正在调查此事！我还从单位领导那儿看到了两封状告你的匿名信”不用说，这肯定是邓世祥的所作所为！

2001年4月《家庭》杂志社在下半期，刊登了一篇题为《记者暗访黑窝历险记》的文章，报道了我1998年4月卧底暗访时遭到手持刀枪歹徒围困，并最终凭机智和勇敢逃离虎口的经历。这是翟永存亲自采写的。翟永存是我在《南方都市报》的同事。她早知道我的历险经历，于是有次趁我回广州之机在客村一家小酒店采访了我，随后编发了此稿，同时还配发了我的一张照片；而文中所提及的同事小李就是邓，但因为翟永存深知邓的为人，只以小李代替，不屑再提及邓世祥的姓名。此文发出后即被《文摘报》以整版篇幅全文转载，国内的多家报纸也转载。

谁料，邓见到这期的《家庭》后，恼羞成怒，不但诬告该文责编翟永存是收受了我4000块钱后写的假新闻，还先后以南方日报社办和保卫科的名义，于2001年4月4日及4月7日两次向《家庭》杂志社领导对我大肆诬告，再三诬称我是假记者，还诬陷我是“新的靳如超（2000年3月在石家庄制造了致80余人死亡的罪犯），多次伙同不法分子要炸毁北京天安门及南方日报大楼”！同时，邓还在《家庭》等杂志上刊有我文章的复印件上，亲笔撰写文字，污蔑我花钱发文，以此来“骗财骗色，从来不是南方日报记者”在这两封内容极为恶毒长达近20余页的“举报材料”中，邓均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笔迹。

4月10日，我赶到了位于珠江畔的《家庭》杂志社，找到负责人王寇清先生，向他出示了邓劣行的有关证据。富有正义感的王先生当即在这两封留有邓世祥笔墨的诬告信上出具了有关证明，并盖上了杂志社公章，成为我起诉邓的有力证据之一。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邓在不择一切手段贬损我的同时，又在同时附上一些吹捧自己业绩的有关“证据”，如，在一本“南粤记者自述”书中有如下文字：1998年4月1日，我在广州王圣堂出租屋暗访时险被黑帮劫持遭灭口；而他在亲笔致有关领导和新闻单位及发布在网络上的文章中，却再三诬告我“是去王圣堂找暗娼，后被白云区公安局抓到了”真不知他对此又能做何解释？

邓还以同样的方法，对《工人日报》政法部主任吴琰、记者周兴旺等进行诬告；获悉我走上诉讼之路后，他竟然又泡制了一份材料寄到北京市司法局，对我的代理律师进行大肆污蔑

第十章　中国首宗新闻记者刑事自诉案第78节　记者刑事自诉案（9）

我还惊悉，邓世祥不知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途径，竟然从《南方都市报》办公室里得到了我在该报工作时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个人简历及家庭有关资料，不但将我的身份证复印件复印数份四处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