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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佩服他和他妻子的勇气。这是一种毫不伪饰的直面人生的勇气。那几天，我又在西单和王府井的街头看到这对夫妻仍旧在叫卖他们的作品。据说，老庄的故事感动了那些城管老爷们，他们会对聚集在那儿的小贩大声呵斥，不是驱逐就是罚款，但却对这对患难夫妻网开一面，装作视而不见，以致那些嫉妒他们的小贩们还以为他与城管的人很熟，不知是出于敬畏还是为了拍他们的马屁，几个小贩也掏钱买下了老庄的书。而大部分的路人却对此熟视无睹。我看到那些衣着时髦的来往路人根本无视一个饱经风霜的作家的存在，他们的目光和表情、动作和语言也都是无动于衷的。

庄晓斌在“致读者信”中写到：我不是世上最优秀的作家，但我肯定是世上最艰难的作家。是的，这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作家，在这次相识后，我们成为了朋友。但我们的第二次见面却是在一年多后。其时，他那位与他相濡以沫、一起在北京街头卖书的贤惠妻子，那位可敬的嫂夫人，却是身患癌症晚期了。

2001年初秋，我去看望老庄。当时他们一家子搬到了石景山区，住在距苹果园地铁不远的一个偏远的村庄里。这是一个独门独院的小四合院，有大大小小5间小房子，老庄的头发花白的父亲、身患癌症卧床不动的贤妻、他的儿子儿媳妇和小孙子，一家老少三代人全住在这儿。这个四合院每月的房租是800元，全家除了儿子在外摆个小摊贩卖蔬菜外，一家人的生计和所有支出几乎全是老庄一家支撑着；还有卧床不起的妻子治病费用。而此时老庄赖以为生的就是全靠手中一支笔写稿子。看到这家徒四壁的几间小屋子里除了书和小山一样的土豆（那是他儿子儿媳妇经常拿到村外去叫卖的），还有一阵又一阵刺鼻的药味，我几次差点落下泪来。这恐怕是中国作家生存状态中最为令人揪心的家庭吧！

但老庄很乐观，如果不是眼前的窘境，谁也无法相信近他此时已是五十岁的人了，他竟然是如此生活了，而且每天能写稿子。

就在我们见面的一个月后，老庄的妻子终被癌魔夺去生命。半年后，他的老父又在京郊去世。2001年后，老庄被国内著名畅销杂志《知音》集团旗下的《打工》杂志破格以50岁的年龄招聘为编辑记者，后又被“挖”到知音杂志社做编辑。

2001年4月中旬，四川某报一位美女记者同时在几家报纸独家发表了一宗有关著名诗人汪国真的“大诗人穷困源倒开火锅店”，随后全国近百家报纸转载了此文，一时在社会各界传得沸沸扬扬。据该文称，透露此消息的是国内某著名期刊的一位知名编辑。我虽经多方打听，但还是没有探听到此人到底是谁，当然问那位文章的作者，是不可能告诉我的。我受一家报社的委托，开始对此事进行了调查，恰好碰到老庄从武昌来京约稿，像往常一样，他打电话约请我见面。没想到三杯酒下肚后，老庄向我诉说了最近受了一肚子鸟气的事，四川一家报纸的美女记者仅凭他曾去过诗人汪国真家，就转弯抹角的写了一篇假报道，弄得他生气。原来“那位国内某著名期刊的编辑”就是指庄晓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从老庄这儿了解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随后又采访了其他有关人士，随即，我在《羊城晚报》、《劳动报》、《新民晚报》等全国40家报纸独家披露了这则假新闻出笼的前后经过，为汪国真正了名。有关此事的详尽经过，有兴趣的读者可翻阅我的另一本新书《我在北京做记者》。后来，当汪国真以侵犯名誉权状告四川某报和文章作者时，法院还用我的这篇报道作为证据之一，最后判决书汪国真胜诉。事后，汪国真对我说：庄晓斌真是一个正直的人！

在京城自由作家圈子里，还有一个叫刘晴的少女作家。刘晴于1983年出生于古城扬州。其父为《人民日报》政法记者，其母也是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才华横溢，著作颇丰，曾任过南方多家杂志的主编。刘晴读初中时，就显示出了她在文学方面的天才。她8岁时，就在中央级报纸上发表童话；13岁时，就出版了一本诗集；初一时，其文章就获得“华人少年杯”国际大赛二等奖和中华雏鹰风采征文大奖赛二等奖。1997年香港回归时，她凭着一大堆资料，就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香江虹霓》；1998年暑假，又写出长达22万字的长篇小说《花瓣背后》，此书由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著名作家陈建功亲自作序，称她为“是少见的极为才气的天才作家”。此书1999年9月由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并荣获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图书奖。1999年春，经扬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