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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来。白天要上班，晚上常常工作到下半夜，连续几个月时间，我自己都奇怪身体竟然也挺过来了。

一年之后，10卷本的《叶辛文集》印了1．3万套，正式出版了。除了大众化的平装本，还印了精装本，红、白两色的豪华珍藏本。凡是看到书的人，都说这书出得精美漂亮。老周告诉我，为了保证书的质量，他除了自己埋头校改、跑印刷厂、叮嘱美编之外，还发动自己的老伴老杨同志（也是一位编辑），和他一道来看校样。两双眼睛校改，总比一双眼睛更为细致罢。

老周不但是一位认真负责、充满责任感的编辑，还是一位热心于学习，孜孜不倦的知识分子。他年纪比我大，但却比我早学会了电脑。还把他初识电脑以后打印得十分漂亮的书信、合同文本及他业余写作的小说，寄给我看。鼓励我也尽快地掌握这一新的表达方式。

由于《孽债》的轰动效应，出版社发行科应各地新华书店的邀请，安排我去往全国各地大中城市与读者见面并签名售书有十几次。几乎每次都是通过老周和我商量，并作出安排。只要他工作上安排得开，他也总是陪同我前往。事前和书店的同志一起布置店堂，叮嘱他们该注意的事项和安全措施。签书过程中他则不时充当摄影师拍照，接受记者的采访，帮助维持秩序，征求读者对书籍的意见。同时他也做一个有心人，记下很多感人的瞬间。回南京以后，写下一篇又一篇见闻和随想，受到读者的欢迎。

对于我来说，1995年春天的北京、徐州、无锡之旅，盛夏时节的大连、沈阳、常州之旅，都是难以忘怀的美好的回忆。

一晃，我们之间的交往已有整整十年。1998年早春，他又编出了我的两部书《烦恼婚姻》和《风云际会宋耀如》。不知不觉间，老周成了90年代和我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责任编辑。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周也会像很多老同志一样，离开他热爱的编辑岗位，退休养老。就让我这篇短文，作为对我们之间交往和友谊的一个见证和纪念罢。

愿天下的作家们都能像我一样遇到周鸿铸这样的好编辑。

（2001年6月）

《孽债》的电视剧本改编（1）

还是我在贵阳刚提笔写作《孽债》时，云南电视台派了一位叫杨凯的编导专程出差来贵州，找到我，询问我正在写什么东西。

杨凯到我家时，已近中午，我们聊了一会儿，我招呼他就在家里吃饭。他见我妻子饭桌上准备了好几个菜肴，却执意再三推托，不愿坐下来吃。在我们的一再招呼之下，他才不好意思地道出了实情，说他正在拉肚子，一点也吃不下。希望我们给他下一碗光面条，不要有

油水，有一点葱花和菜叶子就行了。

正是这一细节，深深打动了我。我想他生着病，还坐夜车到贵阳来组稿，很不容易。于是我便表示，一旦小说发表出来，一定首先给云南电视台选择。

杨凯回到昆明，不久就写了信来，说把我正在写的《孽债》向孙副台长作了汇报，孙副台长表示，这个小说发表出来，我们就请叶辛改成本子拍摄。

似乎为了证实杨凯的信，没几天我就接到了孙恒恬副台长的电话，他热情地向我表示，一俟小说发表，就请我进入剧本的改编。

他还没读过小说，就对我寄予这么大的信任，也感动了我。

所以，在小说全文发表以后，我首先把作品寄给了他们。在得到他们的确切答复之后，我就一头进入了剧本的改编。

在决定改编剧本时，我已回到了上海。为了使得改编更有把握，我去了一趟西双版纳。在澜沧江畔的傣族寨子里，逗留了半个月时间，捕捉当年知识青年们生活的足迹，感受今天西南边陲的风貌，和至今还留在这块土地上的北京、上海、昆明、成都知青们聊天。这些老知青中，就有已在大返城时回到出生的城市，后来又因牵挂尚留在版纳的妻儿，重又二度来到这里的。通过这次旅行，对于展现连接昨天和今天的这块风光如画的土地，以及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故事，我心中更有底了，笔下也更有把握了。把握度还不十分大的，恰恰是目前生活于其中的变化中的大上海。上海太大了，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天天在展现她、挖掘她的方方面面，稍有点新鲜的东西或是新玩意儿，很快就被人写出来了。似乎很难找到更新的东西。

作为我这个从西南山乡刚刚回归不久的上海人，又该怎么准确地表现当代上海的蓬勃生机和实实在在的当代上海人呢？

改编之前，我细细地把小说回味了又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