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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姥爷叫王燮，是掌门长子，在清末任左营游击，官居五品，先守北京东直门后守永定门，八国联军进北京时因抵抗被杀害，他在北京市民中有声誉。唐师把这情况也讲了，尚师说：“噢，王大人的外孙子。”

尚师对我好奇，但他从来不问我家里的事。清末民国的人，由于社会贫穷，大部分是文盲，尚师只是粗通文化，但他很有修养。

我进入尚门后，师兄们跟我说，在北京一座大庙（忘记名字）院子里有尚师年轻时踩裂的一片砖，因为庙没钱换砖，这么多年还在，要带我去看看。尚师说：“去了也就是瞅个稀罕，有什么意思？”没让我去。

天津没有尚师的徒弟。我开始住在北京学拳，后来住回天津，早晨出发，中午到了北京，吃完午饭后去尚师家，所以我跟尚师习武的近两年时间里，大部分是在中午学的。

尚师一天到晚总是那么精神，没有一丝疲劳或是稍微神志懈怠的时候。对于这一点，越跟他相处越觉得神奇。

孙禄堂⑧的《八卦拳学》上写道：“近于形神俱妙，与道合真之境矣。近日深得斯理者，吾友尚云祥。其庶几乎。”⑨说拳术可以练到形神俱妙、与道合真的境地，当时得此三昧的，是他的朋友尚云祥，找不出别人。

我们这一支的师祖是刘奇兰，他的师弟是郭云深。孙禄堂是郭云深⑩的传人，他曾施展腿功，惊吓了民国总理段祺瑞，被多家报纸报道，有盛名。

我想找国术馆馆长薛颠比武，被唐师、尚师制止了。后来唐师跟我说：“别比了，你跟他学吧。”听了薛颠的事迹，我对这个人很佩服，觉得能跟他学东西也很好，唐师对尚师说：“我让他去见见薛颠？”尚师也同意了。

去见薛颠前，唐师怕薛颠不教我，说：“见了薛颠，你就给他磕一个头。”在武林规矩里磕三个头已经是大礼了，而磕一个头比磕三个头还大，因为三个头是用脑门磕的，这一个头是用脑顶磕的，“杀人不过头点地”的“头点地”指的就是这个，要磕得带响，是武林里最重的礼节。

我见了薛颠，一个头磕下去，薛颠就教我了。薛颠非常爱面子，他高瘦，骨架大眼睛大，一双龙眼盼顾生神。他第一次手把手教了蛇形、燕形、鸡形⑾。

他是结合着古传八打歌诀教的，蛇行是肩打，鸡形是头打，燕形是足打，不是李存义传的，是他从山西学来的。其中的蛇行歌诀是“后手只在胯下藏”，后手要兜到臀后胯下，开始时，只有这样才能练出肩打的劲。简略一谈，希望有读者能体会。

薛颠管龙形叫“大形”，武林里讲薛颠“能把自己练没了”，指的是他的猴形。他身法快，比武时照面一晃，就看不住他了，眼里有他，但确定不了他的角度。这次一连教了几天，我离去时，他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名《象形术》⑿，其中的晃法巧妙，他跟我作试手，一晃就倒。回来后，尚师问：“薛颠教了你什么？”我都一一说了。

第二次见薛颠是在1946年的天津，我在他那里练了一天武，他看了后没指点，说：“走，跟我吃饭去。”吃饭时对我说：“我的东西你有了。”——这是我和薛颠的最后一面，薛颠没有得善终，我对此十分难过。

我二十四岁时父亲死了，我却不能回家。二十五岁时，天津财政局局长李鹏图叫我到财政局工作，也不给我安排事情做，只让我陪他去看戏、吃饭，我一看这情况，等于做了保镖。他也叫我“二先生”，其实他是我按照李家各房大排名算的三叔，他知道我练武。

我以前是个少爷，练武后穿着就不讲究了。一天到捐物处去办事，我戴个美国鸭舌帽，上下身都是灰布，上身还破了个洞，漏着棉花。当时天津的捐警名声不好，干什么都是白拿白占。捐物处门口是个斜坡，我蹬着自行车直接上去了，到岗亭，一个捐警一脚揣在我的自行车上，我摔倒后，他跑上来抽了我一个耳光，还骂：“打你个××，谁叫你上来的。”

我起来后，说：“你会打人，我也会打人。”拎住他抽了四个耳光，他就叫唤开了。捐物处有四十个捐警，平时总有二十个人在，一下都出来了。我考虑这场架怎么打，我现在是财政局人员，如果打重了，财政局和捐物处都不好收场。形意拳有个练身法的训练叫“转七星”，我跟他们转七星，手上像狗熊掰棒子似的，抓了帽子就往腋下一别。

我想：“我能摘帽子，也能摘脑袋——只要他们想到这点，就会住手。”但他们想不到，掉了帽子还追我。捐警小队长，他拎着枪下来，看那架势要崩了我，但他认出了我，就把那帮捐警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