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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隔不久，风光无限的刘瑾却经历了一次政治风波，险些丧命。原来，朝中大臣对刘瑾等人引诱年幼的皇帝尽情玩乐却不理朝政非常不满，数次上书请求处死刘瑾，武宗置之不理。这次，户部尚书韩文率领诸位大臣再次上书，措辞中肯而严厉。武宗因在刘瑾等人的伺候下长大，对他们颇有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想将八人明正典刑，派宫中的司礼太监王岳等人到内阁与阁老商议着将他们安置在南京闲住。内阁大臣中除李东阳言语暧昧外，谢迁、刘健都态度坚决。王岳这个人向来忠诚正直，心中憎恶刘瑾等人的行径，就把大臣们的意见都转告给皇帝，并说大臣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武宗见群臣意见一致，也无可奈何。韩文等人商议，决定于第二日伏阙面争，务必将刘瑾等人除去，然而吏部尚书焦芳却将此计划告知刘瑾等人。刘瑾见大势不妙，遂与其它人于当晚找到武宗，环跪其旁，痛哭流涕，哭诉十几年来他们对武宗的忠心与恩情。武宗为之感动，决心有些动摇。刘瑾见状，指出害他们的人是王岳，王岳想勾结朝臣除去刘瑾等人，目的是为了限制皇帝的自由。生性叛逆顽劣的武宗顿时大怒，当夜命人收拿王岳，令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谷大用分掌东、西厂，由此形势大变。第二天，群臣已知事不济矣。阁臣刘健、谢迁、李东阳乞休，武宗只批准谢、刘二人，独留李东阳。刘瑾掌权后，借故将韩文罢职，其他合谋者多被排挤出朝廷，同时让焦芳入阁。群臣与刘瑾的第一次斗争，以刘瑾的完胜结束，同时也标志着刘瑾权倾朝野的开始。

宦官专政成为明朝重要的政治事件。明太祖朱元璋是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罢丞相、设六部，逐渐加强了中央集权，国家之事把持在皇帝一人手中，群臣尚不能参政议政，宦官就更不得干政了。终洪武一朝，无宦官干政的现象。永乐朝情势为之一变。靖难之役时，大批宦官投奔朱棣，报告朝中虚实，为朱棣夺取江山立有功绩。成祖朱棣因此信任宦官，逐渐委以重任，但仍未参与政事。宦官干政始于正统朝，如王振、曹吉祥等人，后来有成化朝之汪直、正德朝之刘瑾、天启朝之魏忠贤，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明代宦官主要利用司礼监干预朝政。刘瑾此次反败为胜，一跃登上了司礼监的宝座。明代内府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为二十四衙门中最为重要的机构，具有代表皇帝“批红”的权利。每日皇帝亲批数本外，例由司礼监太监分批，然后交给内阁执行，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皆因执掌司礼监而权倾朝野。

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刘瑾以皇帝的名义宣群臣跪于金水桥南，将刘健、谢迁、韩文等五十三人列为“奸党”，榜示朝堂。在一番威慑镇压之下，刘瑾的地位得到了巩固。王公大臣莫敢逆其意志，多私谒其门，见面之时行跪拜大礼。凡内外奏章，先以红纸送报刘瑾，号“红本”，然后用白纸上通政司，号“白本”。有一次，都察院奏章误写刘瑾名讳，刘瑾大怒。都察院只好全体登门谢罪，叩头触地，挨了一顿大骂之后事情才得以平息。

刘瑾发明官吏罚米法。所谓罚米法，就是对因公失误的官员罚一定数目的米谷。刘瑾此法，一是讨好视财如命的武宗，二是借机打击报复反对他的官员。如刘瑾以前户部遗失文册为由，罚韩文米一千石，并运输到大同。韩文清廉自守，被逼得倾家荡产。刘瑾更是利用特务机构刺探官员的隐私。在东厂、西厂外，他新设内行厂，自领之。内行厂缉查的范围极广，就连东厂、西厂亦在侦缉范畴之内，朝中官员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中。阁臣王鏊，为人正直，但对刘瑾的横行无计可施，退朝后常独自叹息。一日，刘瑾突然问他身居高位为何常常叹息。王鏊才知道身边有刘瑾的密探，自己已为刘瑾所不容，遂乞休归乡。

正德三年（1508年）六月某日退朝之时，有人在御道上发现一叠文册，原来是一封历数刘瑾不法事的匿名信。刘瑾盛怒，尽留百官跪于奉天门前。时值盛夏，烈日当空，天气燥热，先后有十余人晕倒。太监李荣趁刘瑾入内休息，偷偷把冰镇的瓜分给大臣们吃。太监黄伟实在看不下去了，对百官说：“这匿名书所说的事是为国为民，上书的人自己承认也不失为好汉，为何要牵累他人？”刘瑾听到这一语双关的话更加生气，当日就将黄伟逐往南京。直至傍晚，仍无人承认，刘瑾将五品以下的官员下镇抚司诏狱严加究问。后来此事不了了之，只是可怜刑部主事等三人因饥渴酷暑暴死。

刘瑾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巨贪。权重之后，他大肆收受贿赂，甚至公然索贿。最初受贿额不过几百两，后来多者达到数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