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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艾德瓦多，他与李之白的这场爱恋，对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尤其是李之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男人。他说，“爱和性生活是很隐私个人化的事情，因而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男人之间的感情，建立在互相征服的基础上，每次被对方征服一次，感情就加深一次。除了思想和人格的征服，男同性恋者之间性的征服很重要。这跟男女做爱不同，男女做爱通常是男对女的单向征服，这是男女生理结构所决定的。我和之白的性生活很和谐。我已近50岁，让我跟美国小伙子做爱，我可能受不了，体力跟不上。之白的性能力和我彼此接近，总是处在一个互相征服的水平上。我不是说中国男人的性能力都比西方男人低，但是之白性能力的确不像一般的西方小伙子那么强壮。他告诉我，他从小一直到上大学期间，都缺乏营养，很少有高蛋白高能量的食品，现在再怎么补偿营养和锻炼，都太迟了，没法改变身体的底子，就像房子的基础没打好，只能改变外观而不能推翻整栋房子重新建筑。”

“我们华人把这叫做亡羊补牢。我想，现在成长起来的中国男人应该没这问题，只是缺少锻练，他们不像美国小伙子普遍在体育运动上那么活跃。中国整个社会和家长应首先注重小孩的体育运动而不只是把眼光盯在学习上。”我向艾德瓦多解释“亡羊补牢”的意思。

他笑了，笑得很可爱，脸上有三个酒窝，即下巴中间也有一个窝。他说：“你们中国文字的词汇真丰富，有很多成语，丰富极了，就像你们灿烂的文化遗产。通过之白和我在北京所交的中国朋友，我认为中国人真是非常聪明才智的民族。走向中国，就是走向世界。我对之白的最大感受，就是他的聪颖过人，思维太敏捷了。当然，还有不可忽略的身体因素，即他那东方人的漂亮皮肤和少有的健美。”我向他告别时，他一再对我说：“你一定要在你的小说里强调，同性恋不是什么可耻的。像异性恋者一样，同性恋者有很美的爱，也有丑恶得令人呕吐的东西。这取决于个人的品德和言行，而不是同性恋本身。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唯一区别，只是同性恋做爱没有怀孕的后顾之忧、不能繁殖后代罢了。”

我握住他的手，谢谢他的同时，关切地问他：“你有没有定期去做艾滋病毒的检查？”

“以前每年两次，现在不去了，因为我的美国男人和我都没有携带病毒。之白发现自己有艾滋病毒后，虽然我们已不再来往，但他立刻通知了我去做检查。我很幸运，没有被感染上。我和他做爱一直都是戴安全套的。对，你也要把这点写进你的小说里去。好让读者牢记，安全的快乐才是真正长久的快乐！”

吃完饭，我们在京典和格雷家聚会。他俩生活在一起后，我去过他们家两次。第一次是我们全家、我岳父母，和格雷父母一起在他们那里过美国劳动节（９月第一个星期一），算是两亲家的一次相聚。格雷父母对儿子不再是双性恋者有点不悦，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不再会有孙子。我岳父母也希望京典不是同性恋者，但这种无法改变的事实，只有坦然接受。加上北瑞这个做姐姐的，对弟弟很支持。那次聚会，基本上是北瑞唱主角，大谈男同性恋者的可爱之处。她强调，外孙也一样，无非是姓氏问题。

第二次去京典和格雷家，是因我写这部小说涉及到男同性恋心理，我去向他们请教。我们谈起了李之白。京典不认识李之白，但听格雷谈起过。他们认为李之白公共卫生意识差，早就该做血检。京典说，像李之白这样的生物教授本来应很懂得保护自己的。的确，李之白并不确切知道自己是何时、到底被谁感染上的。刚到纽约头几个月，李之白还不了解艾滋病，和男人有过几次不戴安全套的性行为。后来，他知道艾滋病毒的危险后，便开始保护自己。田麦研究艾滋病毒后，他懂得了许多有关知识，非常小心。然而，人再小心总有差错的时候。有一次他和兰德做爱，完毕后两人才发现兰德的安全套早就脱落，他心里恐慌过。还有一次，他做实验把右手中指割破了一个口子，他没在意，没有包扎。当晚他和一个男人寻乐，全然把那伤口给忘了。对方的精液喷射在他的手上。他去洗手间清洗时，看见那个口子敞开着，才吓了一大跳。

这是我第三次到京典和格雷家。走进屋里，大家正在热火朝天地谈论学中文。田麦和雅文都称赞京典的中文说得有京腔，她们以为是我这个姐夫的功劳。其实京典是受了我岳父一口京腔很浓的国语的影响。不过，自从我和北瑞成家后，京典只要见到我都会抓住机会跟我学中文。我岳父不懂汉语拼音，有些问题京典只有向我请教。

京典说了一句“我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