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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指导，与贫民阶级结合起来”

（第１２８页）。

以上所说的对地主阶级的分析虽然是寻乌一地的材料，当然会带有地方的特点，但是这些分析的基本点可能是带有普遍性的。

中国的地主阶级在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后，遇到资本主义的冲击，不可能不发生分化，这种分化从１９世纪末年、２０世纪初年已经开始了。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队伍虽然不大，但能够得到地主阶级中一部分力量的声援。这种声援除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外，对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政治运动起了什么影响，是需要具体分析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也吸引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人，主要是出身于破落的小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这也是事实。研究近代中国的社会和历史时是不能不注意地主阶级中的各个阶层的动态的。

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３０年作寻乌调查，主要是为了研究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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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胡绳文集

问题和商业问题。

寻乌位于江西省的东南端，接近闽粤二省，它是江西的赣州、于都、安远、会昌等地通往广东的东江地区（兴宁、梅县直到惠州）的门户。

“前清时候赣州的货物经过寻乌销往东江”

，后来“梅县的洋货生意和兴宁的布匹生意发展了，便把赣州的土制货色的生意夺了去”

（第５７页）

，寻乌的商业就一天天衰落了。在这个调查材料中所说的寻乌城只有２７００人口，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逢一、四、七圩期才热闹几小时。

商人在这个城市中人数很少，经济力量很弱，政治上毫无权力，只能居于地主阶级的帮手地位。毛泽东同志当时只可能以这样一个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小城市为调查研究对象。不过这是个“受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

（第５７页）。

这个调查材料颇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在农村经济市场衰败，土货市场为“洋货”

市场所代替的情况下的内地小城市的灰暗的命运。

对社会历史研究者说来这里是有不少有趣的具体材料的。例如寻乌城内的２７００人中，“娼妓是３０余家，３０几个妓女，却养活１６２人”。又有“不工不农不商、专门靠赌博敲诈、为统治者当走狗吃饭的流氓”

，为数达２７０人（第１００页）。这两种人合计为全城人口的１６％，而这个城市的手工业者（２７９人）

和商人（１３５人）

人数加起来大致与此相等，也约占１６％。

失业群众之多和商业手工业之衰败都很可惊。这难道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一个缩影么？

毛泽东同志所调查的这些地方都是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除长冈乡、才溪乡“属于深入了的土地革命”外，其余“属于初期的土地革命”。在寻乌的北半县，１９２９年农民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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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５１

组织领导下的抗租斗争已经得到胜利，建立了革命政权，并且分了田。

１９３０年５月，毛泽东同志到寻乌调查，这时，农民革命势力占领县城还不到一个月，但南半县也已分了田。

在革命风暴掀起的时候，农村中各个属于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各个居于不同的经济地位、具有不同经历的人，对待革命的态度立即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作者进行这些调查也正是为了研究土地革命中的种种问题，包括分配土地以及山林、池塘等的方法，对待各阶级、阶层的政策，以至建立和健全革命政权的方法，等等。他指出，１９２８年以前在土地问题上是“没有任何经验的”

，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在井冈山，１９２９年４月在兴国制定的两个《土地法》，都有原则性的错误（这两个《土地法》均收入本文集中）

，以后才通过实践改正了这些错误。反映了土地革命初期的经验和当时的社会状况的这些材料，不但对研究土地革命的历史是有用的，而且对研究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革命历史也有参考价值。初期的土地革命曾遇到许多问题，例如，“分田无论如何要分几次。头一次总是富农瞒好田，不能将田分别上中下三等调查好。头一次总是富农中农领导，贫农没有权”

（第２７６页）。

又例如，兴国初建立的农村政权有“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接近群众”

、“强奸民意”这